虹影：我笔下的女人离经叛道……
——关于《上海王》的对话
采写／钟红明
编者按：曾经在年初放出“狂言”要重写《海上花》的她终于在这个秋风瑟瑟的季节拿出了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作品———《上海王》。《上海王》经近期《收获》长篇小说增刊（秋冬卷）刊发后，日前花落长江文艺出版社。小说写了一个乡下女孩从妓院丫头，到黑帮老大情人，再到上海女教父的故事。虹影认为这是自己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作品。饱受争议的女作家虹影每出一部新著都引来媒体的关注，《上海王》的推出也不例外。本版特约《收获》杂志的钟红明采访了她。
“重写《海上花》替养父还愿”
钟红明：你的长篇小说《上海王》最初的雏形是一个给胡雪桦写的5万字的电影剧本吗？
虹影：不完全如此。这本小说初稿快完成时，我在国内的影视版权经纪人黄诚坚以一个梗概将电影版权卖给了导演胡雪桦。所以，是先有小说基础，再给出一个电影故事梗概。当然，这本小说有个好故事，不管电影还是小说，都要有个好故事打底。
我现在有三部小说，经纪人在与制片人谈。但是谈判很费周折，没有最后签字之前，不说为好。
钟红明：《上海王》这部小说，你说是对《海上花》的重写。“重写”这样的方式，你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鹤止步》使用过，那是一则笔记小说的重写，题材也在上海，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感与对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上海，上海的过去是一个象征，今天的时代精神又使人们关注那个激烈变迁中的上海。你怎么界定“重写”的概念？什么是你的“上海情结”？
虹影：这是近三年来，我自己在写作上的追求。先说我的上海情结吧：我们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靠着山脚岸边长大，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长江浪浊。一家子围着小收音机听本地“言子”，笑成一团。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那是我父亲。
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重庆人叫他“下江人”。我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开口说的是天台宁波口音，很像上海话，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所以做了义务翻译，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
父亲一辈子都想顺江水而下，回到长江入海的那片广阔的平原，那生育他的土地，但他只是一个病休的川江拖轮驾驶，在家烧饭做家务，六个孩子数着米粒下锅。社会最底层的人物，能有什么奢想？只能闲下时看着滔滔江水，男人家也不能总在落思乡泪。
但是父亲是个大度的人。街坊上有痞子看见他软弱可欺，对他说话如凶神恶煞，让我这小姑娘怒火直冲天灵盖，恨不得一刀挥过去。父亲却不记恨，当这种人需要他帮忙时，比如借盐借米时，父亲照样给，别人不还，他也不要。有一年坡下有户人家起火，父亲提起灭火器就往坡下冲，火灭后，他的脸、一身衣服都熏得黑乎乎的。
今年上他的坟，我带了百合花和一本写我成长的书，烧完了纸钱，烧这书，火旺旺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读得很快。我一边陪伴父亲读这本书，一边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血缘关系固然重要，父亲与我之间，却超越了父女天伦：他虽不是我亲生父亲，却是我最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
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上，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可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
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作为小说家，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张爱玲把《海上花》改成了白话，我看白话的时候，也看原文，我觉得原文更有劲，而且它的文字里有一种特别能搅和的劲，特别生涩，苏州方言，可以懂，也可不懂。比较有质感，跟别人不一样，有嚼头。张爱玲的小说也有这个东西，她可以生造一个词出来，别人想不到。我喜欢这些青楼女子，我可以重新写出她们的命运来，就像我重写笔记体小说一样。我的主人公虽然身在青楼，但她并不是妓女，她是被人利用摆布最惨的，但又是很要强的一个人，这一生，一步步走过来，最后才明白什么才是她真正需要的。
我在写《鹤止步》的时候，已经在写《上海王》了。但是我插进来把《鹤止步》先写出来。那个中篇是写汪伪在上海的时候，写男人之间生死与共的感情。
具体到《上海王》，我觉得，每个人对上海、对那个时代，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感觉。它是过去时，现在进行时，将来时的结合点，整个中国的缩影。
“我想写女性对身体的发现”
作为作家，虹影希望从艺术上超越自己。此小说讲述了一个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处境，这处境也包括她的性自觉的过程，她对自己的身体的发现。
虹影：我细读过茅盾的早期小说，包括长篇《虹》。茅盾的女性主人公，都有一副“魔鬼身材”，丰乳细腰。当时我就想：茅公为什么对女人身材如此感兴趣？比如《子夜》开场，把封建代表吴老太爷憋死的也是漫天乱飞的上海女人线条毕露的乳房。
茅盾的“女人观”是革命性的！
这有两层意思，一是黑格尔论题的肉身化：认为只有这样的身材，才是所谓“时代精神”的体现；二是这样一个“注视方向”，推翻了中国传统的性兴奋观念。
中国春宫画中的女裸体，也就是中国男人的色情想像，几乎全是上下一笼统的肉筒子。美女无非比较纤细一点，乳房马马虎虎点两下，敷衍了事。中国写美人的无数诗文，什么都写，写乳房只有一个套语“酥胸”。
我不明白的是，自从茅盾的革命小说中女主人公长成并保持了此种看起来非“中国式”的体态，此后这样的身材，就不断出现在国人艺术表现之中，也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女人身上。叫人不明白人的身体，是基因决定的，还是通透一切时代精神赋予的。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三围精神早就开始跑出衣服之外，女人假若有可露的腰围的话，必然骄傲地满街露出肚脐眼。可见现代与后现代，差别实在不大，只是一条布片撕开在何处。
“我想写出风花雪月背后的苦难”
钟红明：小说里的场景不少，帮会的发展和历史，它的转型，租界，本地戏曲的发展，电影，等等，你曾经说，你要表现的是上海的“现代性”。在小说中，借叙述人和刘骥之口，略有涉及。你能否再作描述？
虹影：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性。但是上海首先提出对女人的最大考验，或者说最多机会。刚才我提到女实业家、女银行家，这是上层的，但是有更多女戏子丫头们，下层女人，她们的辛酸，也有她们裹卷进来的血腥暴力，这些更容易打动我。没有下层的普通的女性，这座城市就不可能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写上海的东西特别多，编的书也特别多，最近我就买到将近20本，还不算以前的。特别是写上海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一个漂亮的月份牌女郎，风花雪月，颓废奢华，完全忽略了她们的辛酸，她们经历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有的苦难。这就是我独特的角度。
“我小说的女主人公都是离经叛道的，如同我自己”
钟红明：小说从情节线上，是一个女人的成长。一个卑微的人，成为一个“上海王后”、“上海王”，你在小说中多处表现了对陈俗的女性观的反感。对一些历史的、社会的、性别的固有观念是一个颠覆。这样的感觉来自对历史社会的评判还是来自现实？
虹影：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作家，我什么题材，什么体裁，都想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女子有行》，是写未来的上海。未来能写，过去为何写不得？
有人读这小说，可能会认为是写“上海女教父”。“中国的黑手党”之名，叫人望而生畏。什么不好写，要写男盗女娼？况且，黑社会，原本该是女人远离的世界。其实，我这本书，胆大则大矣，并非胆大在写黑道。
我每部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都是离经叛道，如同我自己。我做人，由着性子。人生一世，何必处处委屈求人，着意与每个人搞好关系，获得一点利益。中国的白道（官场，学场）一股子道学头巾气，说话假模假式，做事朝三暮四，为人做张做致，而且不把女人当人；中国主流社会，对女性的态度，我看了胸闷气躁，让我只想砸锅摔盆。对这样顽固的性别体制，写小说谴责，连痒都挠不着。
民间人物，常常敢说敢做，做事为人，都讲个风骨，有真性情在。想当年风华正茂时，我毅然当了诗人，自然而然就走进黑道，没学得一身武艺，学了一手另类诗体。黑道中，女流英雄，经常会冒出来。洪门三教九流，所谓“金皮利桂，平团调柳”，容得下新黛玉和筱月桂这样风月场中的人物。
你这就明白了吧，为什么我向读者奉上一本写“黑道女人”的书。
“我从未把自己当作女人”
钟红明：筱月桂已经是一个“理想”了，比男人更杰出。她的勇气，她的永不言败，她的复仇，不过，她必须以依附男人的方式来实现，无论对黄佩玉，她的出卖自我，对余其扬，她的甘居幕后，关键时候单身闯入虎穴谈笑间风云变幻。个体，在一个混乱的无序的时代中，总是软弱的。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虹影：一个人的成长期，从13岁到18岁，心灵与身体一起成型。这个阶段对人生的塑造能力，远远超过一个人自觉的程度。所谓“成长小说”，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起，成了现代小说的一个基本类型，不是没有道理的。
《饥饿的女儿》，写的就是这个阶段。这个时期的每个人，生活都是相当困难，生理的适应，性的觉悟，已经够麻烦。开始需要独立处理与人、与家里、与社会的关系，有时候会把少男少女的头都弄晕了。
我的成长过程，没有受到一个女孩子应有的呵护，我必须比男孩子更加坚强，面对许许多多人生难题。
这样好。这样我一生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我是说，女人应当有权享受软弱，享受手足无措，享受被人原谅“见识短”。没有这事，我从来不期望这种奢侈。
如果你把我这种人生态度，称作女权主义，那就糟了：因为没有多少女人有过我那样的成长经历。世界上女权战友太少了。我可以说是一种预设的女权主义，还没有读有关理论，就已经心仪。
“筱月桂就是我”
钟红明：看到这部小说是“虚构的自传”这样的说法，其实，每个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在“想像”的时候，不都是类似这样的虚构吗？为什么一定和“自传”联系？也许，筱月桂这个人物代表了你自己的情感和性格上的某些方面。
虹影：当然，小说的叙述者，小说的主人公，经常都有作者的主体投射。我说的“虚构自传”，主体性比这强得多。可以把筱月桂看成是我的另一个名字，她的生活经历是我的假定：落到这样一个处境，我会如何做，我就让筱月桂去做。
也就是说，改掉名字时间地点，这本书就是我的“自传”。筱月桂或许比虹影是更真实的“我”：比起我的经历，她的经历，更考验我自己。
当然，时代和经历，依然是重要的，无法完全虚拟替代。因此，我加了一个没有名字的现代知识女青年，作为叙述者。我就有了双重的代表，我有了一个从现在审视过去的立足点。所以，这不是“偏爱”，的确就是我本人的精神投入。
钟红明：具体写作的过程中，这部小说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困难？
虹影：我写《上海王》的时候，手头上有两本地图，一本上海新地图，一本旧地图，两本经常比较。我到一个地方，肯定买一张当地的地图，所以我家里地图最多。很多女孩子根本就不管这个东西。我是不会迷路的。我先生赵毅衡开车，我负责看地图，在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我方位感非常强，我知道我自己在哪里。我还搜集地方志，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收集地图，为我带来方便，使我的想像力任意出入那些地方。
钟红明：你肯定已经看过很多写上海的东西，不过瘾了自己来写一个，以后说不定还会第二次踏进这条河流？
虹影：不错，如同我已说过，我还会“重写海上花”，已在构思第二枝花。一共写三枝花。写二枝花会更难，因为要超越这第一部《上海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钟红明：你如何看借鉴和写作资源的问题。对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写作关注吗？
虹影：我走了一个圆圈，少女时爱读中国古典小说，开始写诗时，大量阅读西方的小说诗歌，一头扎进里面。等到自己动手写小说，我发现中国古典小说的好，便走到以前喜欢的那些诗词和小说里，重新读《老残游记》《红楼梦》和笔记小说。像冯梦龙《情史》，那么短的一个故事，他会讲得非常精彩。
很多人说，你怎么知道上海？其实我看过几乎所有关于上海的书，同时我还读许多作家写的关于上海的作品，比如王安忆，我觉得毛尖也写得很好，包括陈丹燕所有写上海的书，包括程乃珊，比如沈寂，我都看。
人民网－《江南时报》报道
从《饥饿的女儿》开始，虹影对记者称自己“进入了创作颠峰状态”，虽然《Ｋ》输掉官司赔了钱，却丝毫没有破坏她的写作情绪。一周前，记者终于看到了她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记者的《上海王》一书故事梗概———在年初即“扬言”要重写的虹影版《海上花》。电影《上海王》可能在明年上半年由开拍，虹影希望姜文或孙红雷出演男主角。
《上海新闻晨报》报道
记者问：你的《上海王》有可能会超越王安忆吗？虹影说：我没有想与谁打擂台。
《京华时报》报道
《上海王》是虹影“重写海上花”系列的首部。
《北京青年报》报道
《虹影创造“上海女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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