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某娱乐报纸总编

　　关于影视剧提前泄密的问题涉及到娱乐和媒体两个产业。首先，影视作为一种产业有其独特之处，与商业界不同，因为在娱乐界，没有新闻便是最坏的新闻。如果把影视剧看作一种产品，那么这种产品的价值在于给观众的体验。从这个方面来说，影视剧严格保密是为了在上映的时候能给观众全新的体验，保持一定的神秘感，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种做法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另一方面，市场上，影视产品是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产品本身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是否有成功的市场运作。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媒体的关注都是影视剧集产品最重要的市场运作方式。因此提前通过透露剧情、场景或者剧照的方式进行宣传，也是很常规的一种方法。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部具体的影视剧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如何平衡利弊，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

　　这是一个媒体时代。任何事件和个人要想引起公众的关心，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都必须利用媒体才能达到目的。而影视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或者赢得更多票房，往往会根据自身条件指定宣传策略。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是抖猛料，还是闭紧嘴，事实上都逃不开炒作的嫌疑。

　　封闭信息、严防泄密能够造成强烈的神秘感，让大众对这部影视作品保持好奇心和期待心理。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势必要把这些被遮掩的内幕“大白于天下”。这种宣传方式比较新颖，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事件参与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知名度。张艺谋、王家卫和冯小刚是华人影视圈里最富盛名的导演，他们之前的作品在艺术或者商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三部新片《十面埋伏》、《2046》和《手机》中聚集的又是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明星。大众自然渴望了解事件的进展过程和当事人的一举一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做宣传就是最好的宣传。越是封闭，越能形成张力，而大众的胃口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吊了起来。

　　相比之下，向媒体爆料是比较老套的常规宣传。这种方式目前最适用于那些创作班底不够强大的影视作品。为了在大众心目中留下印象，于是就设计出各种事件来引起大众的注意。媒体时代的现实很残酷。对于那些没有知名度的个人和作品而言，即使再优秀，也很难获得公众的关心。因此不得不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制作一些所谓的猛料提供给公众娱乐。这是商业社会运作的必然，很难从道德层面加以指责。

　　剧组和媒体是一个共谋关系。剧组离不开媒体的曝光，剧组又往往是媒体新闻的来源。有的剧组利用媒体，设置高明圈套，让记者为他们的宣传服务，但与此同时，媒体又利用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吸引了更多读者，达到提高媒体知名度的目的。无论对于媒体，还是剧组，都离不开公众的关注。

　　在这个时代，大众关注常常等同于社会成功。

　　郝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教授）

　　目前媒体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娱乐新闻领域，传统的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对于所有媒体都是相同的。因此为了获得更快速、更独家、读者更感兴趣的报道，媒体就不得不采取“贴身紧逼”战术。观众关注明星云集的影视剧，媒体就有义务对这些影视剧进行充分的报道。不过作为社会话语的掌握者，传媒应该有自己的底线。现在有些媒体一味地追求“猛料”，而不顾报道的真实性，这样的做法对媒体本身和整个传媒产业都是有害的。

　　杨立新（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泄密事件从法律上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剧组有保守秘密的权力，但另一方面，既然公开了要拍什么戏，公众就有知情的权力。记者做泄密采访，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但另一方面侵犯了剧组保守秘密的权力。法院在判断的时候，除了判断是非的基础，还要平衡利益的价值取向。两种权力发生矛盾，有的时候为了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可能牺牲个人的利益。国外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因此剧组控告媒体比较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因为剧组毕竟只代表小的利益，而媒体可以代表公众的利益，两者的关系权衡起来，法院会倾向于支持媒体。官司很难打，所以剧组一般也不会起诉。（晓健／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