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毛泽东与黄炎培

　　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著名教育家，生于1878年，字任之，上海川沙人，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4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一行6人，作为参政员的代表，在中共中央的欢迎和蒋介石的同意之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到延安。当毛泽东在机场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

　　第二天下午，黄炎培等6人去会见了毛泽东。开始几小时，黄炎培等与毛泽东等几乎都是闲谈，大家都很随便。随后，褚辅成简略说明来意，黄炎培等5人便一一发言，充分说明他们对国际国内大局前途的看法。当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未关时，毛泽东就接过话题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黄炎培觉得自己的看法与毛泽东倒是相同的。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到黄炎培等住的招待所，共同商定两点：（一）国民大会停止举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毛泽东除好诗词之外，也好书法，在少年时代，他就爱好王羲之的字。1959年，他不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这时，他休息时便练练书法，好像是有意陶冶性情似的。

　　再说这黄炎培老先生，一辈子克勤自俭，奉公廉洁，生活极其朴素，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他视如命根，珍藏多年。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想向黄炎培借阅一下。

　　如果是其他人来借这本真迹，黄炎培或许要考虑一下；当他听说毛泽东要借这本真迹，当然一口应诺，答应借一个月。

　　毛泽东一拿到这本王羲之的真迹，也是如获至宝。在这一个月中，他只要工作一停下来，便翻开这本真迹，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一会儿凝视着字迹仔细琢磨，一会儿又提起毛笔，对照着练习。有时练到兴头上，连警卫员叫他吃饭都叫不应。

　　或许是这本真迹太珍贵，或许是黄炎培本人太珍惜的缘故，似乎借给毛泽东也有点不放心，出手才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来询问。有一次电话打到值班室，正逢毛泽东的警卫员尹荆山接电话，只听黄炎培在电话中问：“我借给主席的那本王羲之真迹，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这……”尹荆山迟疑了一下，“这情况我不太清楚，我给您问一下。”

　　于是，尹荆山便借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对毛泽东说：“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尹荆山顿住了，知道毛泽东有点不愉快，不知怎么说才好，过一会，才吞吞吐吐地说：“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一听，便知是为那本真迹事。顺便将手中的烟嘴摔到桌子上。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所以毛泽东随意说了这个话。

　　“主席，”尹荆山见毛泽东这个动态，怕他生气，连忙解释说，“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一些了，“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过不多久，黄炎培又打电话来了。因为上次询问没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这次电话竟一直打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只得抓起了电话。

　　黄炎培在电话中一听是毛泽东的声音，便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到最后，他还是问了那本真迹。

　　毛泽东在电话中问道：“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此后，毛泽东便更加抓紧地研读从黄炎培那儿借来的“国宝”。

　　一个月快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尹荆山，郑重地关照说：“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02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