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家“触电”，刘震云是个成功的例子，他以小说闻名，又以剧本闻大名，让人感觉他已是半个影视圈中人了，且听他如何评说“作家闭门造车的时代过去了”——

　　刘震云：更恰当的书名是《说话》

　　作家面对面

　　特约撰稿／李瑛

　　提起刘震云，你会产生哪些联想呢？是絮絮叨叨和读者念叨《一地鸡毛》的著名作家、电影《甲方乙方》里颇有特色的客串小角色、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里那个聪明绝顶的好朋友兼老师？现在他又摇身一变成了电影《手机》的编剧和小说《手机》的作者。

　　今天，小说《手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赶在电影公映之前与读者见面。而奇怪的是，在对这个现代通讯工具题材产生兴趣和灵感之前的刘震云，很少开手机、也从不发短信。记者昨天和这位读者眼里的“千面手”坐到了一起，聊聊这部要在岁末掀起热潮的《手机》和他的创作人生。

　　剧本是小说的试验田

　　记者：电影《手机》现在已经进入后期阶段了，虽然双女主角、主题曲的都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电影情节却一直处于保密阶段，小说版《手机》提前于电影问世会不会对电影产生负面影响呢？

　　刘震云：在我看来，电影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艺术形式，好的小说和电影是相辅相成的。电影是一道声色大餐，比较注重具有表面张力的东西，比如说人物的语言、场景的设置等等，这道声色大餐要求的是一道炒好了的菜，色香味俱全，得直接摆上餐桌，让大家品味；但是小说注重的却不是这些东西，小说注重表象背后的东西，电影上着力表现的元素我在小说里可以一笔带过，我觉得看小说应该是在享受酝酿声色大餐背后的过程，在厨房里剥葱、剥蒜、菜和肉一起下锅，发出来的滋啦的声音……所以要讲究热闹、好看咱们得去看电影，要想细细品味、咂摸背后的滋味，就得看小说啦。

　　记者：那么，《手机》的小说版和电影版有什么区别吗？

　　刘震云：区别其实挺大的。电影《手机》讲述的是当下的故事，也就是主人公严守一的时代，这个手机已成为大家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发生的故事。而我的小说总共有三个部分，一个是严守一的童年，他和他那不爱说话的父亲以及奶奶的故事；另外还有严守一的爷爷因为当年传一条口信而产生的阴差阳错的故事。

　　记者：我知道《手机》是先有电影剧本的基本架构，然后才有了小说版的创作，那小说是电影剧本的扩充吗？

　　刘震云：按说作为作家吧，应该先写小说，再改编剧本。剧本在前，再写小说本来就占了剧本的便宜，而现在小说又要出在前。呵呵，说到这事儿，还真挺拧巴的！不过这小说确实不是简单的电影剧本的扩充，对我来说，电影剧本就像一片试验田，而小说是在试验基础上重新构架，小说绝对不会是电影的附属品。

　　写作风格和年龄变化相关

　　记者：一直以来，读者都认为你的《一地鸡毛》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而到了《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却从当初人人亲近的凡人小事一下子跳跃成了很多意识流的东西，甚至让不少读者觉得晦涩难懂，那么《手机》这样贴近时代的题材是不是又颠覆了《一腔废话》时的风格呢？

　　刘震云：其实，我觉得《一地鸡毛》并不是“新写实主义”，而是“新理想主义”，《一腔废话》才是真正的写实。咱们每个人都是理想派的大师，每天胡思乱想的时间大概要占到整个时间的95％，而具体做的事情只占5％，以前的《一地鸡毛》把5％当成100％来写，实际是不真实的；《一腔废话》专注于人脑子里所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下子增加了跳跃性和语言的流动速度，这与平时大家所适应的日常生活有所不同，所以读者一下子就觉得难以适应了。这回到了《手机》，我觉得我确实又改变了，如果说《一地鸡毛》的语言和思维的速度和咱们的日常生活相匹配，比如一天大概说2700句话，《一腔废话》就加快了速度，提升到了一个飞快的极端，一天说了大概2万7千句话，而《手机》则比咱们的生活速度更慢，可能一天说不到700句。

　　记者：按说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相对是固定的，您怎么会产生这么大落差的变化呢？

　　刘震云：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变化倒是挺正常的，这和我年龄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一地鸡毛》时我才20多岁，纯粹一个毛头小伙，所以把自己看到的都记录下来，从人的身体出发忠实纪录人的日常生活；30多岁的我创作了《故乡面和花朵》及《一腔废话》，这时候我从关注人的身体到了人的精神层面，每个人脑子里的想法，而且年轻时的思维跳跃确实非常快；现在，我已经40岁了，我总觉得每个人年过四十的时候，思想总会有些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我现在和以前相比变“坦”了。

　　记者：变“坦”了？心态上的坦然平和？

　　刘震云：是的。以前年轻的时候总爱说，嘴里永远有说不尽的话，可是现在你可以发现我在很多场合没话可说，这种心态带到了《手机》里，于是就延缓了这部小说的流速。就像一条湍急的激流，在经过高山、平原、凸凹不平之后就变得平和缓慢了。而对《手机》这个题材来说，也是在语言的喧嚣中寻觅一种缓和。

　　作家闭门造车的时代过去了

　　记者：据我所知，您所有的“触电”都和冯小刚导演相关，从电视剧《一地鸡毛》到这次的《手机》，还有尚未拍摄但已经确定由冯导执导的《温故一九四二》，是不是您所有的作品都非冯导不嫁？

　　刘震云：其实也不是这样，不过我作品的改编确实都和自己的好朋友相关，不是冯小刚就和王朔有关，在这二十年里，我和影视的三次接触，都因为它改编的是我自己的小说，恰巧碰上导演又是我敬重的好朋友，可以说我没有单纯为谁出卖过劳动力。

　　记者：您曾经在《甲方乙方》里客串了一把，虽然是个小角色却给了观众特别深刻的印象，现在刘恒客串当导演，而冯导前阵也客串了一把作家的角色，您怎么看这种领域交叉的客串？

　　刘震云：其实这样的串行我觉得挺好的，现在的生活把很多边缘的东西突出了，并且嫁接起来，如果我们视而不见，那么创作就会越来越老旧、陈腐。

　　记者：您的意思是作家闭门造车时代早就过去了？

　　刘震云：好像不少作家的写作一定要在书斋里，一些人的生活也很热衷封闭的，跟社会隔绝或者就是单纯混小圈子，这样的写手写出来的东西只可能是一种自恋式的喃喃自语。书斋里的书只能告诉你这是前人已经走过的路，吸取经验就好，不用再走，灵感必须在生活中发现。

　　记者：可是据我所知，您很少开手机而且从未发过短信，那么《手机》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刘震云：在日常生活里，我发现了一种特别撞击我的现象，你可以注意工地上的民工，他们从农村出来在城市里建设高楼大厦但是却住在窝棚里，当他们聚在一起时，笑语喧哗，可是如果一个民工落单了，当他一个人蹲在一旁的路边时，他会一下子变得无语，而且表情里有很多寂寞和忧郁的神情。我在《手机》里就是要寻找这样一种对比的落差。在看小说或者电影时，也许观众和读者会为《手机》里某句对白和场景感到可笑，但是笑过之后不会就此结束，会给你留下一些淡淡的忧伤情绪。

　　小说《手机》更恰当的书名是《说话》

　　记者：手机就是一个通讯工具，围绕工具造故事范围太宽了吧！

　　刘震云：方向的选择确实是创作初期最困难的！在电影剧本创作时期，我和冯导面临三个方向，一是一部手机的历险记；然后是类似《大腕》来一个手机荒诞故事的集大成；再者就是只是拿手机当作切入点，说人的嘴和心沟通的事儿，而我们最终选择了第三种。作为手机本身来说，它只是一个承载的容器，人们把无数的话语，废话、谎言、傻话、假话都放置其中，这时候的手机本身就像一颗手雷，总有爆炸的一天。

　　记者：为什么小说书名是《手机》却讲了两个和手机没有任何瓜葛的故事？

　　刘震云：其实如果不是冯导的电影后期剪辑已经确定在片头打出“本片改编自小说《手机》”，书名应改成《说话》。三个时代的故事都围绕着“话语”这个主体而展开，比如严守一父亲的时代，这个生活在山西的老农民不爱说话，他不得不说的话只有6句，而且主要是单词，最常用的就是“弄”、“弄个球”和“我靠”。别看现在很多小青年都把“我靠”挂在嘴边，在山西、河南的边远山村，这是最朴实老农的常用语。很讽刺的是，沉默的父亲生下的孩子严守一，来到了城市生活，却成了靠说话赚钱的人。严守一的时代，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每天都有成堆的爆炸的信息，电视、报纸、网络、手机，在这样的话语喧嚣里诞生了太多的“话语泡沫”，可是真正有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有几句呢？2700句话语顶不上严守一父亲最原始的那些单词。严守一身边有几个女人，爱说脏话的五月、爱说傻话的沈雪……可是当严守一的奶奶，也就是只和他说真心话的人去世时，严守一忽然回归到了他父亲的沉默状态，开始质疑自己，用“卑鄙”作为对自己的总结。至于第三部分，回溯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严守一爷爷的父亲要给严守一爷爷捎一个口信，可是在那样的时代，历经艰难险阻，两年后已经完全变形的口信被带到了，却造成了很多阴差阳错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却带来了严守一诞生的希望，让“手机”时代的故事得以延续。

　　谈话进行到这里，很有点烟瘾的刘震云又点上了烟，吞吐之间，他颇有些自得地对我说：“记得书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着重看小说的第三部分，那可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东西！”而刘震云的“王婆卖瓜”也立即得到了在场人的附和，已经看完全稿的知名图书策划人金丽红也在一旁“火上浇油”：“这真是我看过刘震云的东西以来，文字感觉最好的一次！”

　　光口头表扬自然没有太大诱惑力，而出版社20万册的起印数使年末的《手机》成了2003年图书市场最大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