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核机密”案世界瞩目

　　上测谎机入黑狱终得清白

　　美籍华裔科学家披露内幕真相

　　我就像在看一出戏，注意着每一个论证、每一个人证，心里在想：好吧，看你现在有什么可说的？像这样集中注意力的不仅仅是我一个

　　2000年6月2日，又宣布了一条消息：约翰·康韦法官要求不再担任我案子的主审。他给出的理由是，他已经快退休了，想少承担一些案子。他的退出很突然，这是法庭的又一个急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的案件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

　　法院又为我的案子指派了一位法官：詹姆斯·帕克，也就是12月份拘留听审的时候把我送进监狱的那个法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兆头，可是法庭里人们总的感觉是，帕克法官判案的独立性要超过康韦法官，因为康韦与联调局局长路易斯·弗里奇以及与戈伦斯的关系过从甚密。帕克法官迅速确定从6月底，也就是几个星期之后，用几天时间听取我的律师们的申诉。庭审日期被确定为2000年11月6日，所以也只有五个月时间了。我担心时间太少，来不及为庭审做准备，因为政府已经处心积虑地准备了好几年，而我的律师们才刚刚接触那些机密材料。可是，任何耽搁都意味着在监狱里再呆上几个月。

　　整个6月，法律事务小组都在忙于研究材料并写出几份答辩书。2000年6月26日，我们到法官帕克那里进行了第一次申诉。这次申诉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请求政府说明我究竟想帮助哪个或者哪些国家，第二是我们想讨回利用不完备的搜查证从我家里拿走的“物证”。

　　这些申诉标志着许多重要法庭申诉的开始，能对我的庭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在宽敞的里奥格兰德审判厅里，坐在法官左边一张大桌子前面的是我、我的律师以及法律事务小组的人，坐在另一侧的，是那些想把我投入监狱，让我在狱中度过余生的人。上法庭的时候，我就脱掉从狱中供应商店里买来的灰色毛衣，换上衬衣，打上领带，穿上深色套装，还要穿上芭芭拉·庞德带来交给押解人员的那双皮鞋。在地下室那间牢房里换衣服已经成了我的例行活动。我来的时候戴着手铐脚镣，但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时候则要把它们取下来。

　　我就像在看一出戏，注意着每一个论证、每一个人证，心里在想：好吧，看你现在有什么可说的？像这样集中注意力的不仅仅是我一个。每一次公开申诉的时候，审判厅里都挤满了人，有我的家人、朋友、我的支持者，还有许多新闻记者。马克和南希就搜查证不规范的问题提出申诉：它草草签发，措辞不当。他们还说到美国人受到法律保护，警方和联调局都不能进到我们家里进行“钓鱼活动”。在这次法庭申诉中，马克还通过“要求说明详细情况”的请求书追问联调局认为我可能帮助了哪个国家。马克向法庭指出，为了准备我的辩护，我们有必要知道哪个或者哪些国家是我们必须研究的，以便取得专家证词，甚至前往调查。

　　帕克法官耐心地听取我们的每项申诉，有时还亲自提一些问题。在这一次申诉中，他没有立即做任何决定，他在以后的大多数申诉中也是如此。每次申诉结束之后，我就被带进法院地下室那间牢房里，脱下身上的穿戴，重新穿上犯人衣裳，戴上手铐脚镣。

　　过了几天之后，帕克法官做出了裁定：在要求知道是哪些国家的问题上，我们赢了，但在要求归还搜查时被拿走的东西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赢。

　　7月5日，也就是独立日的后一天，检察官斯坦博里迪斯在一份简要声明中提到了一些名称：

　　被告对于在国外找工作很有兴趣。1993年，大约是指控中所说的被告首次犯法的前后，他曾经向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发过求职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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