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星期讨论韩国的“文艺片”，并提到当地有“通俗剧”与“文艺映画”之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如假包换的“文艺映画”在韩国成了重要的电影类型。这是上世纪总统朴正熙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当时的电影公司，为了要获得进口外国片（主要是观众爱看的好莱坞出品）的配额，必须制作一定数量的“优质片”。因此制作公司每年必定拍一些主题严肃的电影，而且刻意改编自文学作品，以确保获得“优质”印章。

　　在韩国，“文艺映画”与“通俗剧”完全是两码子事，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相反一面。韩国人一般认为“通俗剧”过分煽情及粗陋，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媚俗作品。而“文艺映画”则有明确的艺术意图，为值得重视的电影。由于摄制“文艺映画”的公司对影片的票房表现毫不关心，导演往往得到很多创作自由，因此获得颇高的艺术成就。

　　这与好莱坞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Ｂ级片及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露天汽车剧场”的情况相似。这些影片因为没有票房压力，Ｂ级片名导演如山姆·弗勒（Ｓａｍ　Ｆｕｌｌｅｒ）、“露天剧场”作者如马丁·斯科塞斯或乔纳森·德米（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ｅｍｍｅ）等，都能够在低成本条件下磨炼技艺及发展个人风格，作品都非常出色。韩国的金洙容在类似的环境下工作，成为“文艺映画”大师，其作品《雾》（1967）及《华丽行》（1977）皆为个中极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通俗剧”亦有一段青春时刻，响应了席卷全世界的潮流，发展出一系列以年轻人为中心、充满奔放活力、探讨上下两代之间矛盾的电影。与同期的香港片一样，这些电影深受西方“青春文化”影响，但正如韩国“女性电影”比香港片更为开放，当地的青春片亦远较陈宝珠、萧芳芳的粤语片或葛兰、何莉莉的国语片西化。郑昌和的《危险青春》（1968）为所谓的“青春问题片”，集动作与文艺于一身，既有摇滚舞表演，亦有家庭间的恩怨情仇，对新一代躁动的活力与愤怒、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南北分割后人民的流离及人心的破碎、文化转型期性别间的对立等课题，都有很深刻的描绘。

　　今日回望，韩国的“文艺片”，无论“通俗剧”还是“文艺映画”，成就的确都很高。其工业上的发展、传统与现代化间的适应，个人与社会间的挣扎等演变历程，都为现在炙手可热的韩国电影埋下了火种。可以说，没有当年的“文艺片”，今日的韩风会吹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