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毛泽东与马叙伦（二）

　　在建国之初，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平还都很低，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身为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对此问题十分关注，决心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为此，他特意筹办了《学文化》半月刊，并特意在1951年1月2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在谈到注音问题的同时，希望毛泽东能为该刊物题写刊名。

　　毛泽东一向注重和提倡学习文化，也热切盼望广大劳动人民能提高文化水平，逐步知识化，因此，接了马叙伦的信，立刻挥笔写了“学文化”3字，并随字幅附了一封信，信云：

　　夷初先生：

　　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马叙伦接到毛泽东的信和“学文化”的题词，感到毛泽东对中国文字改革和注音等问题上所取的态度都比较慎重，自己身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当然也应该慎重行事。他马上布置下去，把毛泽东的题词作为《学文化》半月刊的刊名。

　　不久，马叙伦又任高等教育部部长。自从1952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召开了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以后，在马叙伦的负责下，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又举行了第三次全体委员的会议。会上并由林汉达秘书主任根据胡乔木委员的叙述，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工作的一些意见。

　　毛泽东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

　　毛泽东认为：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画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

　　毛泽东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

　　毛泽东指出：过去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

　　马叙伦听了，感到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很重要，就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新闻稿上，把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都穿插了进去，然后交给负责新闻出版工作的胡乔木。胡乔木感到新闻内牵涉毛泽东的一些意见，就转给了毛泽东，由他亲自审定。

　　毛泽东看了这篇新闻稿，认为他对文字改革的意见只是个人的看法，写进新闻稿内不妥，容易强加于人，不利于广开言路，于是就把稿上两处“毛主席认为”和“毛主席指出”的内容都删去了，只保留了“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一句，并且也不以他个人的名义提出，只是说：接着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可以作为本会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即是说，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

　　删改完毕，毛泽东把它仍还给马叙伦，并附了信，信云：

　　马部长：

　　此件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马叙伦接了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便分两次，刊载在《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和6月号上。而经过毛泽东删改过的文章，则是发表在6月号上。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讨论记录摘要》。

　　由于马叙伦在参加五四运动时曾遭军警的棍打，1946年在为反内战、争和平的“下关事件”中，又被特务打成重伤，再加上他连年辛苦工作，年纪又大，旧日的伤痛复发，终于病倒了。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在1953年秋给他写了封信，以示慰问。信云：

　　夷初先生：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

　　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1954年4月，马叙伦稍事工作后，病又缠身，于是向毛泽东提出，请假一个月休养。毛泽东闻讯，又复信给他，希望他休息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

　　但马叙伦仅休养了一个月，就又回高教部主持工作。自1957年以后，他即卧病在床，直到1970年去世为止。终年86岁。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17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