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2003广州纪录片研讨会的初评入选名单上，59部作品中出自中国导演之手的有16部；而在当今各种各样的电视栏目中，中国纪录片的兴旺似乎也有目共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形势当真这么无懈可击？本届研讨会评委会主席、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片人米齐·戈德曼和评委之一的中国纪录片界学术委员会会长陈汉元却对记者说了一番“大实话”。

　　米齐·戈德曼：要提高“讲故事”的艺术

　　米齐·戈德曼是活跃在澳大利亚纪录片界的一个代表人物，她对中国纪录片的看法更多地建立在同西方纪录片的比较之上。

　　记者（以下简称“记”）：看片三日，对中国的纪录片有一个怎样的印象？

　　米齐·戈德曼（以下简称“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以前我没有看过这么多的中国纪录片。它们普遍很有中国特色，质量很高，故事性也很强。

　　记：你认为中国纪录片跟西方纪录片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米：就“历史文化”这一主题而言，西方纪录片的表达通常比较深入，也比较复杂，它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是一个“考验”。但中国的纪录片则比较注重传达资讯，讲述过程，对观众的挑战性较小。

　　记：这是否是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局限？

　　米：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的纪录片想要赢得更多的观众，那它们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问题和探讨问题，特别要提高讲故事的艺术，不要把纪录片的语言变成“讲新闻”。

　　陈汉元：缺的是金子和点子

　　陈汉元是中国纪录片界很有分量的一个人物，他的代表作有《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多年来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关注，让他对这一行业有着深刻而现实的认识。

　　记：中国纪录片正朝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

　　陈汉元（以下简称“陈”）：总的来说是进步了，在意识、理念、技术，甚至观众的审美习惯等各方面都进步很大。以前的中国纪录片导演见到外国同行会有一种自卑心理，现在大家已经平起平坐了。

　　记：但米齐·戈德曼认为中国的纪录片仍存在一个局限，那便是在题材的探讨上不够深刻。

　　陈：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人家的作品是探井，探到就一掘千尺；我们的作品是犁地，一犁一大片，但都在表面。但犁地需要钱、财、力，举个例子，拍片时如果涉及到国外场景，人家可以飞到外面去拍实景，我们就只能找资料图像，找不到就只好出解说……当然比不上人家深入。

　　记：在资金不如人的前提下，是否存在一个“权宜之计”？

　　陈：金子和点子是中国纪录片的当务之急。但现在资金不够，我们就先在题材的角度上下功夫，特别是得学会一种讲故事的心态。把一个没味道的故事讲得很有趣和把一个很有味道的故事讲得很有趣，这是一个高明的编导和不高明的编导的最大区别。

　　记：中国的纪录片是否应该向外面多学习？

　　陈：这是肯定的，学习便有收获。这次研讨会便有两部片子让我印象深刻，一部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一部是比利时的《盗茶者》。它们起码让我知道了纪录片原来还可以这样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