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毛泽东与范文澜

　　范文澜字仲沄，浙江绍兴人。他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 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

　　范文澜与毛泽东一样，也是高个子，还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两人每次交谈，他都很认真地倾听毛泽东的意见。有一次，毛泽东希望他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字数要求在15万字左右。范文澜回去后即作了布置，这就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起因。而参考资料，就是他带来的30多箱书籍。

　　随后，范文澜拟了编写提纲，并就体例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再三强调，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范文澜向毛泽东说要增加到25万字；写写又不行，又要求增加到45万字。后来党中央干脆说，你们写吧，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这样，在范文澜主持下，经过两年多工作，《中国通史简编》终于脱稿，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该书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此外，范文澜对中国的经学也很有研究，1933年就曾出版过《群经概论》一书。他初到延安不久，即1940年夏，曾以《中国经学史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课，毛泽东闻知，也来听讲。连听了两次，第三次因病未到，但他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云：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范文澜照毛泽东所说，将提纲整理出来，连续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以后便形成《中国近代史》一书。

　　范文澜在延安工作的马列学院后来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毛泽东曾委托他编选一本国文课本，供工农干部提高文化之用。范文澜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马上就与齐燕铭等人昼夜苦干，几个月内便把文章编选出来，并加了详尽的注释。毛泽东得知此书如此快速完成，非常高兴，亲为此书作序，在序中特意提名表扬了范文澜。后来此书便以《国文读本选注》为名出版。由于范文澜对毛泽东所交托的任务都极为重视，尽力完成，他又为了节约灯油，总在很微弱的油灯下从事写作，因此损坏了眼睛，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约在五十年代末，范文澜根据自己在历史工作者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题目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不料，喜欢读报的毛泽东看到了这篇文章，立刻阅读起来，感到很满意。那时，恰好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范文澜作为八大当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他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

　　范文澜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很赞扬这种提法，并说：“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的家，对他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

　　据曹靖华《往事漫忆》一文中说，毛泽东要范文澜写《中国通史》，大意是说，你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看法写下去。

　　这一天晚上，范文澜很兴奋，一直在考虑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在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结果通宵失眠。

　　然而，在那思想观点“日新月异”的年代里，任凭范文澜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跟上的。没过多久———1969年，范文澜去世，此事也就搁下了。

　　毛泽东对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曾说：“他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2月22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