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手机》的首映新闻发布会上，刚刚共同欣赏完《手机》的内地记者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四大男主创是否在生活中也有用手机说谎的经历”？看着刚领教过《手机》的记者，原本还很有点“偷着乐”驾势的四大主演竟无一能回答这个问题，仍旧用片中四川话与记者打趣的张国立，坐在老婆身边的冯小刚，恢复光头本色的葛优，和最初引爆《手机》的作者兼编剧刘震云，分别以“手机不常带”、“手机不常开”、“手机不常用”等为推辞，规避了问题的要害。而刘震云所谓不用手机的说法，当场被张国立揭穿，所以他们的回 答都无意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通过《手机》真正想带给你的反思———危机使得手机变成了一个手雷。

　　刘震云说：“在一定的氛围里，人与人之间需要谎言作为润滑剂，当谎言在通信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却会产生一种人的危机感。这种危机在过去的工业社会、农业社会里可能不会发生，而现在就会发生。危机使得手机变成了一个手雷，悬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冯小刚玩出新境界

　　张艺谋不在黄土高坡拍《红高粱》，改在九寨沟拍《英雄》，继而又跑到乌克兰拍《十面埋伏》，人们说他———越发变得“商业了”。

　　冯小刚从《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等开始，早在几年前就悄然接过张艺谋“平民导演”这杆大旗，继续用摄像镜头洞察中国人，人们说他———自始至终“商业着”。

　　其实“商业着”和“商业了”都无所谓，庆幸的是中国始终有一个“大腕儿级”的本土导演在用他的智慧记录、洞察、展示着中国人。而《手机》就是冯小刚另一部洞察中国人的电影。

　　《手机》也许只是一部平民导演拍的贺岁片，也许它将成为记录时代的标志性电影，不管怎样，手机已改变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沟通习惯，以至于思维模式，这是冯小刚以前的电影无法达到的境界。

　　《手机》也许在写手机对中国人生活的改变，也许仍只是冯小刚的语言秀，不管怎样，《手机》将中国人既存的和积存的谎言危机展示出来，目前中国人因手机而带来的，或因手机而显现的危机，被记录给你，展示给你———同时，也对照着你。

　　记得法国摄影记者马克吕布能闻名于世，出众之处有一大部分在于人们只要看他的作品，就能知道拍摄的年代地点，如果有一天手机像ＢＰ机一样被淘汰，那么人们再反观冯小刚今年的贺岁电影，就会意识到《手机》记录了中国人正经历的“手机时代”，这是冯小刚之前任何一部贺岁电影都无法达到的境界。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郭慕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