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正在白话 郑平难看地哭
父亲死的时候,我哭得像个泼妇,号号啕啕,呼天抢地。看着爹的遗体被推进焚化炉的时候,自己跟着去的心都有,但就是没办法在号啕的时候把话说出来,所以还是只能干嚎,嚎得更加声嘶力竭,惨不忍闻。
只有两个中学同学在我身边,也都是男的,搓着手说些不着四六的话,算是安慰我。我妈和我妹那边,女眷们劝慰痛哭的方法是与被劝慰对象一同痛哭,声势极为骇人。
男人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摔疼了,咧开嘴就哭了。但是母亲或者父亲严厉地制止:“别哭了,再哭不要你了!”或者温和地说:“男子汉是不哭的”、“勇敢的孩子是不哭的”。孩子再不懂事,也知道要是父母都不在乎,哭是没什么用的。人生下来只有两种本能,一是喝,这个留下了;另一是哭,哭的本能就这样生生被软刀子行了“割礼”———不哭的男孩才是一个长大的男人。
说到割礼,得扯远一点,书上说非洲有些部落,男孩长到一定的年龄时就要割去他的包皮,这是男孩成为男人的一个标志。书上没说非洲有没有男孩像我们这儿乡下烈性女子逃婚那样逃刀,毕竟那是有形的刀子,好躲。
无形的刀子是不好躲的。从生理卫生上说,割礼的那一刀有益于健康,而我们挨的这一刀却有些冤枉———只割掉了男人哭的权力和能力,却没有割掉男人想哭的理由和原因。男人和女人的上半身构造没有太大的区别,偏偏哭又与下半身没有什么关系,所有女人哭的理由男人一样不少:伤心、激动、郁闷,老年丧子中年丧偶,祖坟被掘配偶出墙,碰上哪一样都够人哭个天昏地暗的。男人不能哭,得忍着,性别自尊使男人不能想哭就哭,就像即使内急得要死也不能逮哪儿都解裤子一样,这是教养。
内急忍也就忍了,但问题没有解决,厕所一旦找到,发泄反而更加强烈。我在父亲的遗体前的那一通歇斯底里的嚎叫,有对父亲的不舍,也有积郁得太久太多的委屈借机喷发。
父亲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放肆地哭过,自己成了家里辈分最高年龄最大的男人,想哭,也没时间了。再说,男人可以在父亲面前哭,但不能在母亲面前哭。西北偏北张海龙一个朋友在路上
突然有一天,尹小星打来电话,说是他摇着三轮车到了广州,让我介绍几个当地朋友给他认识。这是惯例。他是个自来熟,总是通过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天下就这样被他摇着三轮车给走遍了。有条定律说,通过五个人,你就能认识世界上所有的人。尹小星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实践者。他总是用一种遥远的声音和你说话,出现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
我永远想不起来我和尹小星是通过谁介绍认识的,好像猛然间就被人摁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听他讲那些人在路上的故事。他的下半截身子瘫痪了,干什么事都用双手。他的手骨节很大,手臂很粗,肌肉发达,很有力量的样子。进门的时候,他用双手极快地走路,拒绝任何人的帮助,噌地一下就跳到了椅子上。他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说笑,旁若无人。看起来,他天生地适合这样从一个饭局到下一个饭局,从一群陌生人到下一群陌生人。他的生活是流动的,而我们,这些原地不动的人,就是他身边的水。
他的破手摇三轮车就停在饭馆门口,上了两把锁,因为以前被偷过。看着这破车,想想他要摇着这破玩意儿重走丝绸之路,总是觉得不可思议。但尹小星本来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1991年,他就手摇着轮椅孤身上路,用手撑着身体爬上了华山、泰山、黄山等20多座名山,行程7万多公里,还翻越了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
我在那个饭局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出发穿行丝绸之路。他似乎认识很多有名的人,饭桌上说起某个有头有脸的腕儿,他掏出手机就打电话,接通后往往用劈头盖脸的笑骂起来:“那谁啊,你还忙着呢,有劲没劲啊?一天到晚光知道工作!”我们因此而对他肃然起敬,酒喝得更多,祝福的话也像暴风雨般猛烈。兰州有个大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他也要上丝路,走到张掖出了车祸,弄了点伤痕打道回府,倒也培养出些英雄气质。
两个月后,尹小星丝路走完再到兰州,照例大声说笑,说起在风口宿营,在戈壁上翻车,有惊无险。他的三轮车还那么破烂着,看不出什么风尘。
西北偏北,风景粗粝,总能迎来这样一些寻梦的怪客。电视台一哥儿们给尹小星拍了个片子,取名叫《跪拜人生》。他的主任非要改名为《我与西北,不可不说的故事》。警事通言何帆新警出更
1999年9月26日,我正式加入警队。我兴奋地想,终于可以挎着枪,像电视剧里的帅哥们那样,威风八面地巡逻了。
第一次上岗前,我小心翼翼地把五四式手枪放进枪套里,把武装带整了又整,不时问同事:“你看我的皮带歪了没有。”一路上,我东张西望,不时把枪套的搭扣打开关上、关上打开,生怕关键时刻一急连枪都拔不出来。
车却“嘎”地停住,旁边的班长转向我连连作揖:“学生哥,你枪的搭扣每响一下,我的心就像被锤子砸了一下。你港剧看多了吧,以为满街都是贼呢。我看你还是把火卸下来给我得了,我老婆明天生日,我还想跟她说声happybirthday呢。”就这样,上班第一天,我就被人变相缴了械。
巡逻车在防区晃悠了两个小时,一切平安。快下班的时候,电台终于呼叫我们了,原来是邻近一家麦当劳店里一个女孩的包给人偷了。我们迅速赶到现场,班长询问经过,我边记录,边以极为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看客:记得有本侦探小说上说过,多数罪犯作案后都喜欢留在现场看警察怎么取证和侦查,真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神判断出谁是小偷。可惜我的神探梦才刚起了个头,班长就带我和失主上了车,警车七拐八拐开进一个院子,院门口赫然挂着:中华路派出所。原来这种案子,只要移交到派出所就可以了,110是不负责破案的。
后来我统计了我上班第一周的接警记录:
第一个是丈夫在大街上打老婆。我们赶到时夫妻二人已经和平无事了;第二个是有人拨110说某商场起火了,后来发现是个假警;一对情侣在公园玩晚了给锁在里面出不来;某大嫂手机掉在厕所里面我们帮她捞出来。
一个男的说另一个男的老跟踪自己,可能是想抢劫。一询问,发现居然是一对同性情人闹别扭,最后他们痛哭流涕抱头和好,我们则落荒而逃、避之而去。
一个下岗工人说自己刚加完夜班,住的楼层太高没力气下去,拨110说希望帮忙买早点。我们大骂指挥中心居然把这种警也转给我们。我自费买了面送上去,那家伙还嫌我酱放少了。
我渐渐知道了,警察生涯就是一万件琐事,然后才会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要不然怎么能叫人民的勤务员呢?10万个WHY傅浩为什么美容
达尔文曾在他的自传中将美容称做“全球化的装饰狂热”,同时他也注意到,扮靓之日即吃苦头之时,如此牺牲精神,实在令人惊叹。比方说,欧洲中世纪贵夫人喜欢用吃砒霜、涂抹蝙蝠血的方式来改善她们的肤色;18世纪的美国人则相信,童子尿可以祛斑;为达到林黛玉那种杨柳腰的效果,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毫不犹豫地拿掉自己的数根肋骨,眼睛都不眨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心理学家南茜·爱特考夫在《漂亮者生存》一书中的说法,各种各样的美容,做的事只有一种:模仿。模仿的目标则是年方二八的少女。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南茜·爱特考夫提到,胭脂和口红的使用是在模仿我们心目中女神的状态。
另一部书,乔安娜·皮特曼的《金发》,可以看做是对上述理论的声援。乔安娜·皮特曼指出,虽然世界上只有1/20的白人天然金发,却有1/3的白人女性把自己染成这种颜色。究其根源,希腊人的爱神阿芙洛狄忒(罗马人将之易名为维纳斯)便是一头金发。古希腊时期,为了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金色,当时的女性常费时数个钟点将头倒插在那些恶臭难闻的液体里,一如她们今天所做的那样。富有的古罗马女人则雇用专业美容师,如果出现色泽偏差,后者会受到针刺的惩罚。
任何针对美容业的攻击都是徒劳的,不妨以史为鉴。18世纪,英国一度打算通过新的法律,准许“使用香水、浓妆艳抹、镶金牙和戴假发”的女人的丈夫休妻,但该动议没有产生任何震慑力,女人们仍然嚷嚷着要最新的法国雪花膏。中世纪修士和传教士告诉人们,金发是恶魔的产物,但那只不过令她们更多地让自己的头发为碱、藏红花、郁金根粉、贯叶连翘等折磨。爱情脸谱陈蔚文喜宴
中式婚礼通常声势浩大,冗长的迎娶步骤后,一场喜宴使新人的幸福与疲惫推向高潮———喜宴就如一大块秋后麦地,爱情的收割仪式必须在这方麦地完成。觥筹交错中,新人是忙碌的收割人,饿着肚子头晕眼花地为来宾们表演丰收秀。
一位搞音乐的朋友对此深恶痛绝,设想他的婚礼于马尼拉草坪举行,阳光、自助餐、即兴音乐表演,新娘不穿庞大牵绊的婚纱,他也不把领带扎得密不透风,两人随意着装,在放松的氛围中体味幸福。
然而,他的婚礼来临之日背景仍是喧腾酒席间———岳母大人说,我女儿嫁给你又不是做小!干吗不弄排场些,那自助餐乡下表亲们吃得饱吗,他们送礼可不是为在草地上站着听音乐,他们盼着扎实吃一顿呢,大老远来一趟容易吗?
喜宴还有一种意味是“乘胜追击”:让对结婚尚有犹豫,对人类婚姻关系还存有哲学性疑虑的人无暇他想。新房装修已差不多要了他们半条命,接踵而至的喜宴把他们彻底打晕了。接下来的日子最重要的是休养生息,他们几乎没力气对“婚姻”的本质与意义进行追问了。并且,经历了盛大喜宴后,日后分手恐也要多思虑一二:还能受得了那番折腾吗?
也曾有一位任秘书的男人对我描述他的喜宴盛况,他喜滋滋地说:我那天数了数,席间副处以上干部×名,正处以上干部×名,厅级干部×名,他们共占来宾的百分之三十五———言表中,他那天似乎是与×个副处以上的官衔成了亲。
一个男人未被婚礼冲昏头脑,还能从如此混乱的场面中历数各路来宾的级别座次,实在有大将之风。据说他那天当场为新娘朗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情诗———这情诗,或许有一部分是献给席间领导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