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强 本报记者 徐虹

　　从上半年《沙家浜》改编引发的一片争议，到近来公众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2003年，街市依旧太平，文坛却热闹不断。

　　除了制造话题，制造表面的繁荣，是否该有更多有意义的东西被沉淀下来，尤其是在 民族历经非典磨难、世界接受战火考验的历史时刻。读过文坛交出的年终功课，我们只能期待来年。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制造“事件”成为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发出声音的重要方式。不管有意思没意思，有意义没意义，终归吸引了那么多人的目光，聚集了那么多人的溢美或叫骂。

　　学者周国平为其新作起了这样一个书名：《安静》，表达了对文坛与媒体合谋的种种热闹的排斥。遗憾的是，像周国平这样清醒和淡泊的写作者实在太少。

　　文坛评奖乱花迷眼

　　2003年几乎是文学评奖最为集中的一年。而对于文坛各类奖项的质疑，一直是人们的兴趣。存疑者的特征往往有两个，其一是没有获奖，其二是喜欢追究答案。而存疑者的问题基本可以归类为：评委是否暗箱操作，投票是否代表读者意愿，作品是否经得起推敲，获奖是否有偶然因素……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序言中说得好：特例，正是因为有公例。获奖的意义其实正在于使优秀作品水落石出，使优秀作者脱颖而出。如果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永远没有缜密的逻辑证明一部作品一定要比另一部作品好。终究，在文坛上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

　　余秋雨终结“官司苦旅”

　　余秋雨先生近来十分健讼，中国文联出版社、古远清、肖夏林等都先后被他推上法庭。作为文化名人，余秋雨的诉讼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法院终审驳回了余秋雨对《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侵犯名誉权的赔偿请求，败诉之后，余秋雨向媒体发出公开声明，宣称自己通过现身说法来推进我国文化立法的初衷已经实现，“本来我打官司就不是为了经济索赔”。而余秋雨诉肖夏林一案的判决，说明法律在对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权的保护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余秋雨对文化立法的贡献不在于他对诉权的滥用，而在于他的败诉。这为推动进行限制公众人物权力、强化对公众人物的监督方面的立法倒是有些意义。

　　非典文学匆匆过

　　非典给文学带来了诸多契机。描写非典的报告文学骤增，医学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大量涌现，如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同时，《鼠疫》等文学名著趁机大量再版。

　　加缪说：“光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为什么活着。”非典的造访，给作家带来了责任和思考。只不过在商业投机主义的语境下，非典文学的精神深度是不足道的，心浮气躁的写作者来不及进行深邃的思考便匆匆发言，用抓新闻的心态来对待文学写作，结果只能使得报告文学通讯化、小说散文化、杂文时评化。

　　战争带来文学空白

　　伊拉克战争是2003年的一个重要事件。当张召忠那样的军事学家在媒体上侃侃而谈的时候，当闾丘露薇的镜头与战场零距离接触的时候，当网上论坛无比亢奋的时候，我们的作家跑到哪里去了？除了《读书》、《书城》等人文书刊有对伊拉克战争进行拷问的随笔之外，我们发现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因为这场全球瞩目的战争而掀起热潮。

　　关于战争，文学的沉默没有理由。虽然军事学家一再强调战争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人们却有理由追问那些建立在杀戮之上的权力和利益。俄国作家爱伦堡说：“战争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生命成了加工品，而文学却被弃置一边，守望着荒芜的精神家园。

　　百年巴金

　　百年巴金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象征，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作为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巴金所追求的“为人生”的文学精神以及在《随想录》中所呈现的“燃烧的心”，感动了一个世纪的心灵。巴金所铸就的精神高度和人格风范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麻木和冷淡而失去分量。

　　巴金对“讲真话”的定义是：“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市场社会。一个健全的社会是靠健康的精神和真诚的心灵来维系的。然而，在当下信用缺失的环境中，人们在假话和假货之间周旋，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损耗，更为严重的是抽空了一个时代的良知。

　　论坛不是垃圾箱

　　2003年，文坛各类名目繁多的论坛纷纷涌现。不仅是专家、学者、普通读者和新闻媒体普遍参与，一些新锐批评家们更是有话要说。无论话题或大或小，争论都是免不了的。据说，某论坛的气氛之激烈程度几近吵架。

　　文学论坛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论坛成为一个展现个性观点的平台；另一方面，论坛也是文学期刊自救的一个方略。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一些论坛也成为一个“装旧酒的新瓶子”。难怪有人质疑，是不是任何垃圾都可以放在论坛上去讨论？论坛是否如网络灌水一样失去了其锋芒与智力含量？

　　这种意见尖锐地认为，一些新鲜的食物开始时是精品，经过人们的咀嚼、消化，最后成为了粪便，难道也可以作为文学大餐登堂入室？！

　　“中生代”集体出线

　　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在回顾今年文坛创作现状时这样说：在2003年，一批“中生代”的浮现也许是小说界的重要事件，他们是北北、董立勃等。

　　据了解，北北和董立勃在上世纪80年代都有过短暂的、不成功的小说写作经历，然后是长期的停顿甚至放弃写作。然后的某一天，他们忽然感到生活中隐藏着一个内在的目的——北北写了《王小二同学的爱情》、《寻找妻子古菜花》，董立勃写了《白豆》、《烈日》。

　　同时表现出色的中生代还有一年中写了6部中篇小说的麦家和始终坚持零度写作的韩东。不过，在《当代》文学拉力赛的评选中，文学界之外的3位评委不约而同地把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和美国电影《美丽心灵》相比较，一位断言“我不相信这是巧合”，另一位说：“仿制品尽管不影响消费，但它与原汁原味的真品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此，李敬泽认为，当前小说家们的困境在于，在故事泛滥的时代讲故事，面对的是一群见多识广的难缠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