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昨（4日）日采访著名编剧王兴东时获悉，虽然他知道本届影协理事要将他除名的，但还是参加了影协换届大会，为什么呢？王兴东说，“我就想听一下李国民做上届工作报告，敢不敢公开经营评奖办节的财务收支情况。”结果呢？王兴东说秘而不宣，没有向代表们报告，在小组讨论会他还提出三大质疑。（全文如下）

　　1、 为什么不敢财务公开？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是政府和事业团体的义务和责任。十六大后，“公开透明，廉洁高效”已经成为今天行政原则，疫情通报，财政收支等等向全民公开，社会已经形成一个稳固的开诚布公的气氛，公开公平公正成为被全民认可的制度。

　　第八届沈阳金鸡百花电影节慕绥新当主席开始，改变了电影节财务全部由承办城市自己管理的历史。中国影协以评奖的名义从沈阳先期收取了200万元评奖启动费，另外，沈阳还送给中国影协一台桑塔纳2000小车。

　　我调查了秘书长，包括评委们的食宿审片费用等等，全部下来，用了50万，影协赢余150万元，1999年的评奖有了创收，淘得第一桶金。从南宁、宁波、无锡三个城市开始收取300万评奖启动金，四个城市共收入：1046万元。

　　评奖本是一种奖励创作人员多出精品的手段。但是，所有获奖者没有得到一元钱的奖金。参赛金鸡奖的影片要交评审费，参加领奖的创作人员要路费自理。

　　“木鱼挨敲，和尚收钱”，严肃的电影评奖活动不是利用艺术家形象到地方政府的募捐活动。孙海英愿意上台接受一个“太湖杯”作免费广告吗？因为城市出钱，让慕绥新在金鸡奖中颁发一个“市长杯”，给权威的专家奖摸上一层锈色。

　　以评奖的旗号从承办城市收到的资金，所有参加评奖活动的艺术家都有权要求经营者财务公开，接受财务监督和审计。同时也应该向承办城市的纳税人做一个公开交待，这是法律赋予人民的知情权。

　　我通过全国政协提交的议案，向中纪委有关部门反映社情民意，影协不得不给了我回复，截止到无锡电影节四届收入1046万元，支出670万，剩余370余万。（嘉兴电影节收支不明）

　　人民政协委员赋予我民主监督的权利，我有责任向所有参加评奖的艺术家报告情况。不怕商业运作，就怕不敢公开透明。

　　2、为什么不敢公开票数？

　　百花奖是群众投票以全国大众名义颁发的奖项。然而，近几届从来不公布当选者的票数，投票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最明显的是某些电影没有上映，甚至观众们都没有听说，某些影片和演员莫名其妙地就得奖了。

　　《毛泽东在1925年》中扮演毛泽东的演员曾向我披露，在第24届百花奖评选阶段，百花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曾约他见面，让他“出点血”进行运作，并几次电话向他索要运作经费以争取“最佳男演员奖”，先开价是20万元。这位本来对评奖心怀崇敬的演员不由心生愤懑，原来媒体指责种种评奖内幕并非虚传。他为了印证自己所言不虚，当这位评奖办公室人员再次来电话索要“运作经费”时，他买了录音电话把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至今还保存着录音带，听过的人无不气愤。

　　我建议百花奖选票要与影院票房挂钩，是个善良的建议。《大众电影》杂志发行量不到二十万份了，怎么能代表是“全国观众”投的票呢？我们《法官妈妈》多少票当选？主演奚美娟多少票落选？我们参赛者的知情权被谁剥夺了？

　　3、 为什么不敢公开评奖程序？

　　报告中强调评奖的“导向性、学术性、群众性”没有一字“公开性”。李国民把持评奖六年来，总是说评奖是公正的。我提出金鸡奖要走出暗箱操作方式，评委在电视前公开投票，公正不但必须做到，为了令人信服还必须让人看到。

　　金鸡奖参赛的创作人员像一个等待开庭的被告，评委“法官”一锤定音式的武断宣判，没有评语，不讲理由，不许辨争，只有结局。这种暗箱操作方式连村民选举都废弃了。

　　76岁的获奖者李丁对于有关金鸡奖现在成了鸡肋的说法，李丁说：“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奖项评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得奖，那个人为什么没有得奖。我们要学奥斯卡，比如一个人优秀，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优秀，我们的确欠缺透明度！”（2003年11月6日天府早报）

　　“公开透明、民主监督”是预防腐败的两大法宝。总结过去是为了发展未来，既然无锡我发出电影评奖要改革的呐喊，我不在乎“理事”除名和对我个人的非议指责，我在乎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在维护社会公正的天平上，倾向哪一边？我在乎十六大提倡公民参与决策，民主监督，在哪个环节上我们的知情权被没收了？

　　最后王兴东表示，“评奖专业户”已经下台，评奖话题到此剧终。下一幕，寄希望于新一届影协的领导。（来源：沈阳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