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沙林

　　“我们在短短几年里经历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两重境界，一重是没有作为、不求进取的状态；一重是作为一个艺术学者从未体验过的昂扬和奋进。我很珍惜后一种境界。我知道，这是真心为国家，真地去改革，真地拼命为事业的结果。”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张晓凌对记者如此表述。这位王朝闻的博士生，在艺术研究院这个国家级的艺术机构工作了十几年，心绪沉浮、感情激荡地目睹了她的变化。

　　过去人们都笑话艺研院

　　曾经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经济状况不佳，人心浮动，任务不足。熟悉文化界的人都知道，那时的艺术研究院是有名的懒散单位。有一句笑谈：“远看像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一问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段时间社会上已经有了这种机构是否有存在必要的讨论。

　　这种局面使得艺术研究院里的人有能耐的想走，没门路的闲待，院里的研究少人惦记。稍有本事的人多出外走穴打工，那时国内各种社会文化活动里活跃的顾问和策划，有许多来自艺术研究院。

　　但是，两年半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发生了巨大变化。

　　变化不仅表现在他们搬出了恭王府，在北京北三环以外新建了一个后现代风格的、草木葱茏的彩色院落，“更重要的是人变得智慧了、和蔼了、认真了”（著名音乐家田青语）。

　　老、懒、散的状态渐变为年轻、现代、投入、学习、苦干，有些类似于高智力现代企业的白领风格。过去的“书斋散人”有了知本时代的高级理工和金融专家那样的尊严，有了为国家重点项目攻关的荣誉感，当然也有了工资由过去低于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2000年该院人事处长全年总收入低于1万元），而现在一跃超过市平均工资两倍的喜悦。

　　记者熟悉这里，知道他们为中国众多“老大难”的艺术团体改革树立了榜样。

　　这一切都是在国家没有额外支持，没有多投1分钱的情况下取得的。

　　背水一战的“书斋散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从很悲壮的境地中走出来的。

　　在这个单位是否能存在的疑惑中，在普遍灰色的沮丧中，新的领导班子和院里众多贫寒却心比天高的专家学者们交心，“我们一定要变！我们有知识，有智慧，不应该得到这个命运，这个世界不能依靠别人，只能靠自己！”老研究员们很感动，有的说，他们等了十几年了，原以为就这样走完了……年轻学者更气盛，“我们要成为中国的苏荷区，要建中国的艺术科学研究院（根据美国的艺术科学研究院的地位而来的感慨）”。

　　过去，很多人轻蔑艺术学者的产品，现在他们自己要先看得起自己，让上上下下都把人文研究和产品当回事。院里借用舆论充分渲染：“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从哪里来的证据”，“一个在人文上糊涂的民族是浅薄的民族”……院里还出面或授意给下属学者们召开讨论会、推介会……

　　专家学者们焕发出热力，用自己的人文成果覆盖全国，召唤世界，使艺研院承担的国家项目和活动越来越多。比如“西北五省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工程”、“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抢救与保护国际研讨会”等。

　　2001年以来，该院整合人文资源，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申报昆曲艺术和古琴艺术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获得成功，引来全国同类活动的参观、学习和委托……

　　新老学者这两年创造力十分澎湃强劲，在一种良性竞争的氛围中，“新好著作”竞相问世。仅2002年，就有《色彩的中国绘画》、《论红楼梦思想》、《中国电影批判史》、《笙管音乐的乐律学研究》、《秦汉绘画史》、《中国曲艺通论》等在学界受到重视和好评的著作出版。2003年也是好作迭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中国当代艺术大典》、《邓小平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昆曲》、《京剧大典》、《中国艺术科学大系》等带有“国家论述”性质的重大课题和著作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

　　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著名音乐家田青说：“我最高兴的是艺术研究院已经形成了一种气氛，在这里，大家不是比谁能挣钱、谁能升官、谁能耍滑头，而是比谁又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谁又出了一部新著作，谁又为院里做了点贡献。这是曾经令我们很羡慕的气氛。”

　　自2002年开始，艺研院各所实行学术讲座制度，全院每月举办20多个学术讲座。不少讲座由于内容精彩，吸引了不少社会上的人赶来听讲，过道上都挤满了听众。他们想开创一种名师咸集、校园开放的老一代大学的风范。

　　他们用最“时髦”的做法武装最传统的学科，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开辟不少跨学科研究领域，宗教艺术、艺术人类学等新的研究中心纷纷建立。

　　院里上上下下有一种危机感：“我们艺研院在以后的竞争大河中如何生存？”他们关注艺术教育和研究人员的再学习能力，努力增加艺研院的教育比重，他们说，一旦情况有变，我们会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人文大学……

　　他们新建多个硕士点，并获得批准建立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和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成为全国惟一的艺术学一级学科……艺研院在3年中一变而成一个我国艺术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科研教育机构。

　　为什么突然“暴富”

　　他们为什么突然这么富，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这是改革的结果：艺研院在思想工作的润物细无声中又有大刀阔斧的举动，他们砍掉、并转全院19家公司的中的17家，压缩精简部门三分之一……从源头截住了资产流失，仅此就使艺研院每年增益上千万元。

　　同时艺研院自塑了一个具有国家艺术权威的形象，自强者他人敬，国际性艺术交流由过去每年寥寥无几增至现在近百项，许多国外团体和商团主动要求投资合作。这个“清水衙门”过去一年的研究经费只有100万元，2003年竟有近2000万元。其中一半是社会上的“慕名投入”。

　　改革等于富裕，3年来他们靠节流和创收使职工收入提高550％。收入水平的到位，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跟整个国家蓬勃向上的趋势协调。

　　他们实行全员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干部能上能下，待遇随岗位和贡献能高能低。他们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这是对智力和想像力的检测，很难。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对学术上有成果、有创见的大学者，只鼓励不考核。他们知道，宽仁有时是与创造连在一起的。

　　他们想搞成一种善待绝大多数人的改革，待岗人员不到4‰，这种改革得到了全院职工的普遍欢迎。因为它不是立足把人减下，而是旨在让每一个人更好地干起来、更幸福地生活。“如果我们的人都把艺研院当成自己的家，这个老大难单位就有救了。”改革之初的一次会上有人这么说。3年过去了，有一位专家这样对记者总结：“这是我们的研究院，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