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凌

　　在他们的眼里，大山并非只是衣食之源，更是思想和生命的诉说对象

　　当他们的文化被作为资源在开发和利用时，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

　　几天来，记者一直在反复阅读藏族女孩此里卓玛近一万字的朝圣日记。

　　卓玛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村民，22岁。2003年下半年，她以一个当地导游的身份，带领旅游者和外地人，多次徒步朝圣藏民心中的神山卡瓦格博，并用别人给她买的一枝圆珠笔，沿途写下了她的朝圣日记。

　　在人类学者眼里，卓玛的这篇日记极具价值。它是当地人第一次以记日记并公开发表的方式，用质朴的语言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藏民朝圣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和她的文化观念。

　　为了表达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信仰的虔诚，藏族有围绕一个圣地（或圣山、圣湖、圣寺）行走朝圣的习俗。他们把在圣地内部的朝圣称为“内转经”，外部的朝圣称为“外转经”。

　　位于云南德钦县的卡瓦格博（现被人们称为梅里雪山），是藏区的八大神山之一，属羊。2003年是60年一遇的藏历水羊年，据说这一年里，108座神山上的山神都会聚集到卡瓦格博，来这里朝拜它，就等于朝拜了108座神山，那么这一年积累的福气便会增加1000倍。

　　2003年，围绕卡瓦格博的转山活动，成了影响整个藏区和受国内外关注的重要文化事件。中央电视台和云南电视台进行了全程跟踪拍摄。据德钦县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全年，包括朝圣者和旅游者在内，约有50万人次前往德钦县朝拜卡瓦格博。这一年，德钦县接待的旅游人数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峰。

　　2003年年底，记者跟随一支18人的朝圣队伍，前往德钦县的雨崩村，进行3天的内转。雨崩村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的核心地区，至今没有通公路，被认为是“真正的香格里拉”。

　　转山途中，记者发现，许多朝圣者都要在当地的小卖部购买一本藏汉对照的书《雪山圣地卡瓦格博》。当地人告诉记者，这本书是他们来这里朝圣的指南。

　　此书的编著者是德钦县云岭乡的藏族仁钦多吉，退休前他是迪庆州藏医院的党委书记，退休后回到云岭乡，专心致力于卡瓦格博地区的文化研究。1999年，仁钦多吉出版了《雪山圣地卡瓦格博》。这本书收录了历代有关卡瓦格博的藏文文献，并记录了朝圣途中鲜为人知的胜地、圣迹，以及近年来发生在卡瓦格博地区的事件，例如，1987～1996年间，中外登山队5次攀登卡瓦格博峰的失败。

　　令人惊讶的是，仁钦多吉的家里，竟有一个小型、简陋的家庭博物馆，向前来朝圣的人们展示着他多年自费收集的70余件藏族文物，其中包括日常生活用具、宗教用品、古代文物和藏文书籍、藏医藏药，以及一批与卡瓦格博有关的历史文献、手抄经书和与环保有关的乡规民约等。

　　仁钦多吉的家庭博物馆令前来考察的人类学者极为惊喜，他们认为，外转经的所有朝圣者，都必须经过仁钦多吉的家乡云岭。因此这一博物馆，成为向藏民和外来游客进行传统知识教育的窗口，十分有利于帮助他们了解卡瓦格博和本地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情况。

　　仁钦多吉已经61岁了，但仍在2003年带领家人、朋友，徒步外转卡瓦格博3次（每次10天）、内转3次（每次3天），考察文献中记载的各处胜迹，并为自己的博物馆收集物品和资料。

　　采访中记者获悉，面对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烈冲击，德钦县一些像仁钦多吉这样的民间人士在缺少外来资金的支持下，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方式抢救和保护着自己的本土文化。

　　由6名年轻人创建的卡瓦格博文化社就是这样一个民间机构。

　　文化社的成员对记者说，在他们心中，每个人都曾有过因文化的改变而带来的隐痛。

　　扎西尼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他的家在卡瓦格博山脚下的明永村，村后就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冰川———明永冰川，明永因这条著名的冰川而成为旅游热点。当地村民组成马帮，每天来回驮运物资和游客，收入丰厚。然而村民们这种乐此不疲的劳动，却深深刺伤了扎西尼玛的心。他说：“当我看见脸上满是灰尘和汗水的村民们在小路上又挤又跑，给游客牵马时，我的心很痛。其实以前我们的性格是不喜欢给人家牵马的。但是旅游开发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带来了变化。”

　　而文化社的肖玛与斯郎纶布认为自尊心最受伤害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懂藏文字母、不会书写藏文。

　　肖玛说：“我从小生长在德钦，却从没学过自己民族的历史。大学毕业了，我的知识还停留在松藏干布和文成公主上。”

　　斯郎纶布说：“在大学读书时，同学让我用藏文写出我的名字，我不会，我胡乱画了几笔蒙骗他们。不会用母文书写自己的名字使我很受伤，让我多年无法释怀。”

　　这种伤害和不安，让文化社成立3年来，一直坚持开办藏文学习班，为当地的中、小学生和每年假期返乡的大学生提供免费学习的机会。

　　3年来，文化社对德钦县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他们的呼吁和努力下，恢复了德钦县已停止多年的广场弦子舞。使人们能在这里看到其他地区已少有的非商业化的少数民族特有的广场文化。“弦子舞是藏民族延续了几百年的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但自从电视、卡拉OK、录像等现代娱乐方式到来后，人们就不再跳弦子舞了。”文化社成员海志高说。

　　从2001年至今，在文化社的组织和带领下，每周两天，人们都聚集在德钦县的中心广场上，欢跳弦子舞。虽然在文化社的成员看来，现在以追求旋律和舞蹈为主的弦子舞，显得有些做作，但目前仍有那么多人喜欢它，这也足以让他们欣慰了。

　　3年来，这些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的文化社成员们，还利用业余时间翻山越岭，收集散布于民间正在消失的各种文化艺术。迄今为止，他们已收集弦子200首、锅庄30多首、山歌调子10多种、六字真言调10种鲁调（藏族最古老的一种歌）20种、情卦5种。

　　为让古老的艺术仍然流传在民间，一年多前，文化社成员凑钱出版音像磁带“萨革弦子”，这盘磁带在藏区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但由于没有市场运作经验，盗版带重创原版带，文化社血本无归。这一失败的经验，使文化社不敢轻易再将他们的成果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社的创办和维持，创办人肖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肖玛大学毕业后，一直经商，用赚来的钱投入到本民族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之中。他个人出资10多万元，为文化社购买了20多台录音机、两台数码摄像机、一台电脑，使文化社收集的资料全部实现数字化。

　　由于文化社卓有成效的工作，2003年以来，一些国际组织开始与文化社合作在当地开展保护项目。

　　由于藏民在祭拜山神时，都要用发出清香的柏树枝烧香，而2003年因转山和转山带来的旅游热，使这一稀有濒危植物遭到了很大破坏，因此，“保护国际”组织与文化社合作，期望通过文化社的民间影响力和政府部门的帮助，减少当地人对柏树枝的采摘，转以另外一种再生能力较强的植物替代。

　　这一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也请文化社帮助调查当地藏民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文化和信仰来保护自然的，他们认为这一经验对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十分重要。该协会的一位项目官员在卡瓦格博地区调查期间，听到许多村民有关神树、神水和神山的谈论。他说，这些谈论使他明白了文化对自然的意义。

　　“因为有多元文化的存在，才能有多种生存方式的存在。所以，当人们来这里开发时，是否应该听听山的声音，听听当地人的故事和传说，以了解他们如何能凭借上千年的文化功力，把外在的自然转化为内在的信仰。从而思考，我们的开发必须以什么样的生态和文化环境作为前提。”云南省知名人类学者郭净博士说，“目前，在这些地区，人与山、与树、与森林的基本联系还保存着，传统的资源管理机制依然约束着大多数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在他们的眼里，大山并非只是衣食之源，更是思想和生命诉说的对象。但是在许多开发和保护中，在制定规则限制当地村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人们却忘记了当地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资源的拥有者和保护者。没有他们的合作，外来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连一棵树、一只鸟都保护不了。”

　　学者们认为，农村女孩此里卓玛的朝圣日记、文盲阿牛自筹资金创办的藏汉双语学校（见本报2003年9月相关报道）、仁钦多吉的家庭博物馆、抢救和振兴民族文化的卡瓦格博文化社，一股来自德钦县的民间保护力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尤其是当他们的文化被作为资源在开发和利用时，正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正是本土文化保护的希望所在。“它传达了一种人们正在缺失的价值观：对自然、对文化、对一切生命的敬畏和尊重。”郭净说。

　　2003年12月下旬，此里卓玛受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传播学院的邀请，在中大举行的3场《把摄像机交给村民》的讲座里，展示了她在朝圣途中拍摄的片子，并讲述了她对当地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看法。此里卓玛的发言，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讲座的成功举办，使学者们看到了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公众教育方式：让当地人走出大山，走上讲台，用他们自己的视觉和语言向公众讲述西部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对文化的最好保护，就是坚持不懈的教育。”郭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