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正在白话 郑 平大会儿
大会儿是北广播音系新三届的高才生。那个年代，有“人模子”一说，一般指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可以上宣传画代表工农兵的一类。大会儿则有“音模子”一称，到电台之后，属大腕级人物。
大会儿的反应比一般人慢半拍。参加乒乓球比赛，有记者发现大会儿挥拍姿势漂亮，就想抓拍大腕英姿。结果发现怎么都拍不好，干脆放下相机仔细观察，终于找到诀窍：当对手打中的球落在地上的时候再按快门，拍下来的肯定是大会儿动作最舒展漂亮的瞬间，回去再在暗房合成一个乒乓球上去就行了。
从驾校毕业的时候，老师眼睛看着窗外，意味深长地说：虽然你们都拿到了本儿，但你们当中有个别人反应太慢，实在是不适合开车的。所以我劝这样的同志，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量不要自己开车。半晌，大会儿那好听的男中音犹豫着迟缓着响起：老师，您说的不是我吧？老师笑得前仰后合：哪能哪能啊，您都听出来是说您的，反应不慢啊。
一次从电台去奥体中心，是一脚大路，走东二环上中轴路一直往北就行了。台长在前面带路，开一蓝色桑塔纳，让大会儿在后面跟着，不堵车的话，20分钟也就到了。台长到奥体中心门口，把车停好，左等右等不见大会儿的车，就打电话问。大会儿回答：我就在你后面跟着呢，放心吧。台长四下张望，还没见着，奇怪了，又问他现在在什么位置，大会儿说：快到双安商场了，您不在我前面吗？原来，大会儿在过安华桥时一错眼，跟上了另一辆蓝桑塔纳，下桥，左转，奔西去了。
电台改革，采编播一体，只会播音的大会儿一下子被冷落了，原本第一大牌的播音员竟然没有节目可做了。经过专播新闻、专门录台标呼号、录广告几个阶段的辗转之后，大会儿最终落脚在电台的总台办，负责分房小组工作，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现在你如果凑巧去本市某电台某有关部门办事，推开门，经常能听到一个自动扬声器里传出浑厚纯正的男中音：“联系须知：一、请先登记您的姓名、单位和联系来由……”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不惜说书不惜从笨伯到神探
说来有趣，早期推理小说中的侦探，一般都是私家或业余侦探，和福尔摩斯、波洛这样的天才比起来，作为陪衬出现的正牌子警察局的侦探，都笨得可以。看看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对《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第二第三配角，就可以了解个大概。
但到了现在不是拼脑子而是拼技术的年代，还记得福尔摩斯第一次和华生见面时，为得出判别血迹的方法大喜过望的样子么？现代法医学的进步已经让这一份狂喜化为乌有，加上整体作战的集团化优势，警察们可是扬眉吐气了。类似谋杀、绑架这类恶性案件，已经没有私家侦探插手的份儿了，从而也诞生了推理小说的一大重要派别：警察程序推理。
以行业小说闻名的阿瑟·黑利虽然不是推理小说专业作家，但他多年行业小说的创作经验，却能够为某个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士建立起一幅较为完整的群像，从而为警察程序推理贡献了一部作品———《侦探》。
《侦探》的主线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主角是该州警察局凶杀科侦探。他才能固然突出于众人之上，但阿瑟·黑利仍然要言不烦地讲述了破案过程中的调查取证、伏击跟踪、法医鉴定、证据取样等集团化作战模式；而多个案件互相交织的背景更是增加了这类型推理作品的现实感。
不过阿瑟·黑利毕竟只是妙手偶得之,警察程序推理公认的佳作是爱德·麦克班恩的《八十七分局》。
该书在以纽约为蓝本的虚拟大都会中创造了一个众志成城、合作无间的警察团队，连续侦破大大小小的案件，自一九五六年第一部作品《恨警察的人》面世以来，成集作品总数超过五十部。大主角史提夫·卡瑞拉从一开始个性不那么鲜明的年轻警察，成长为整个八十七分局的领军人物，让人一看就觉得是拍摄电视剧或是电影的上佳剧本。实际上嘛，原来中央电视台也悄没声地放过几集电视剧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警察程序推理一向是好莱坞热于追捧的对象，看看由联邦调查局FBI侦探出手的《沉默羔羊》和续集《红龙》就知道了。西北偏北张海龙黄河茶摊
兰州沿黄河四十公里，被称之为“黄河风情线”，也被叫作“兰州外滩”。市中心的河岸上，逢夏天会一字排开若干茶摊。马扎子（帆布躺椅）、三泡台（加有桂圆、红枣、冰糖、枸杞等物的春尖茶）、大板瓜子等都是茶摊必备之物。若有来了酒兴的，索性便拎起一捆啤酒放到黄河水里先冰镇着。简朴的黄河茶摊，率直的男男女女，饮酒啜茶，眼望大河奔流，感怀时光易逝，倒也是上演快意人生的绝佳场景。
每年夏天，总会突降暴雨，河水也会于顷刻暴涨，河岸上茶摊所设位置一般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让涨起的河水刚好只到脚下。有几次，河水涨得太凶，一直淹没了河心的几个小岛。自然，那上面也是有几处茶摊子的。河水淹了过去，茶摊子化为乌有。有一些沏三泡台用的塑料茶碗被浪卷走，在河水里一上一下地漂走了。
有天晚上，那暴涨的河水却挽回了一对男女的爱情。他们原本是一对恋人，谈恋爱时经常要到河边来走走，走累了也就拣个茶摊歇歇脚。河心里有座太阳岛，是他们的甜蜜之地。他们曾经坐在那里，看着滚滚而逝的河水，立下誓言要相伴到永久。
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恋爱了，都已经在从前的爱情里饱受创伤。他们爱得越深，心里也就越怕，生怕哪一天这爱情就会不在了。人心易变，爱情易碎，他们似乎从一开始相恋就知道这回事情。他们都想牢牢地抓住对方，他们会为一点小事就生气，然后再更加用力地纠缠在一起。就像河水每天冲刷着河岸，河岸上的泥土一点点坍塌下来，但河水还是依旧在河岸的裹挟下奔走。
有天傍晚，女的打男的手机，却听见里面有女人吃吃的笑声。她心里头立刻被疯狂的念头占满了，不听那男的任何解释。她一个人走到河边，听凭手机响着就是不接。她想，他一定欺骗了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男的也疯了一样四处找她，鬼使神差地，居然也来到了河边。他们争吵着哭闹着，不知不觉就踩着水中的几块礁石上了太阳岛。倏忽之间，暴雨倾盆而至，将他们淋成了落汤鸡。但他俩谁也不在意，眼睛里只有一份大可猜疑的爱情。河水悄悄上涨，到他们发现时，周围已经是茫茫一片。
一夜过后，等人们发现这一对河水中的恋人时，才见到男人浑身上下只余裤头，冻得全身发青，而其它衣物都裹在女人身上。他们缩在仅有的一小块高地上，茶摊早已被摧毁。他们两个紧紧抱在一起，分开时，却还伸出手保留着一个拥抱的温暖姿势。侠亦有情青青李子倾船倾城
《倚天屠龙记》里，张翠山与殷素素互恋相悦，却一个是武当派名门弟子，一个是天鹰教的“邪教女魔头”，双方都不愿彼此牵缠。后来两人被胁迫出海，遇上海啸，船只将倾。生死关头，他们才真情流露，相互发誓天上地下，人间海底，都要永远在一起。
海啸竟然扮演了创造者的角色，它制造了死亡，却成全了他们的爱情。难怪“两人相偎相依，心中都反而感谢这场海啸”。
想起张爱玲的小说。白流苏到香港后，与范柳原的爱情角力差点令她无法招架。两个都是太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精细了，始终不肯冒失。后来香港适逢战乱，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他们只道是没命了，却还活着。那时两人才觉得彼此的重要：“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香港的沦陷，促成了他们的婚姻。
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总是发生在灾难来时。到最后关头，生命受威胁之时，我们才可能放下门户之见、道德规范、身份地位、利益冲突等一切包袱，投入地爱恋一次。船只将倾、城池沦陷、战火蔓延、霍乱肆虐，身处极度危险之中，一切都朝不保夕了，平时看重的那些还有什么用呢，平时追逐的那些还有什么用呢，能握在手里的，只有爱情了。
说一个有点俗套的网络爱情：一男一女，位于两个不同的城市，在网上相识，渐渐心动。但他有妻有子，有一份比较不错的职业，算是小有前途，犹豫再三，终舍不得放弃；她则是好人家女儿，一世清白，不愿背负“第三者”的坏名声。两个人就这样患得患失，若即若离，难以再进一步，却也不舍得退出。
太平年月，再没有什么动乱灾难来成全他们了。域外杂记 杜海玲发纸巾的女孩
在东京街头，我每天走出地铁口就看到她，一看便知道那是个中国女孩。她在车站台阶下发纸巾，每天从下午到晚上，她都站在那里，向过往的行人递着纸巾。这纸巾上印有广告，由广告公司聘临时工向路人分发，是日本街头的寻常风景。那女孩，有着典型的北方姑娘的面庞，浓眉大眼，两颊红扑扑的，还有一点大大咧咧。那是一种与江南女子的娇媚完全不同的好看，粗犷些，也随意些，看上去亦十分舒服。
渐渐成了习惯，走下楼梯，我就等待看到一份熟悉和亲切，有时也从她手里接过纸巾。而她从最初的茫然直立到发送纸巾的手势熟练自如，不时左顾右盼街上的车流，还双脚交替着在地上打着拍子，不知在哼些什么歌儿。
车站前有卖小蛋糕的摊子，掌柜的是个中年女人，有时候能见到一个头发烫了很多小鬈儿的男人在旁边。曾有人告诉我，这些摊贩背后都与黑社会有关，要交保护费的。所以，当我有一天看到北方姑娘在与这个男人说笑时，心中涌上一丝隐忧。经过他们身边时，我听见那女孩用生涩的日语在说，她上午读日语学校。
第二天，又看到他们在聊天。女孩也不发纸巾了，直笑得花枝乱颤。我对自己说，也许她只是在练习日语。
忘记又过了几天，那个女孩不见了。发纸巾的，换了另一个女孩，对面还站了一个男孩，两人一边发纸巾，一边用中文热切地说着什么。女孩身边放纸巾的纸盒里还露出书和报纸的一角，想必是为了偷闲看上几眼。看上去他们也是日语学校的学生，或许是北方女孩的同学吧。当我走到街上时，看见先前那个北方女孩正朝酒吧林立的方向走。原本纯朴可人的脸上化了浓妆，神情却是喜悦而充满期待的。时值黄昏。
我在心中大胆地推测：那女孩经鬈发男人介绍，去了需要化妆、可以练习日语的地方打工，她将自己原先的工作介绍给了日语学校的同学……
新的发纸巾女孩年轻清秀，看到小孩子过路，她就饶有兴致地看着，多递上一包纸巾，并且给对面的男生一个微笑。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多么希望，有一天这个女孩也不在这里发纸巾了，但那是因为她考上了大学，而不是因为有了收入更高的、从黄昏开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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