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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白话郑 平
陆 总
那次陆总带队到郊区金海湖度假，晚上大家敞开了喝，也敞开了灌别人。陆总第一个倒下，醉了之后，他搂着张欣的肩膀含糊不清地倾诉：“张欣啊，你跟我家徐玉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啊！”然后喷着酒气撅起嘴唇要亲人家，张欣笑着躲开，陆总就势倒在椅子上，顷刻间鼾声大作。
徐玉就是陆总夫人———见过的人都说难怪陆总酒后吐真言，还真是跟张欣惟妙惟肖———据说曾经逼着陆总把给一中学女同学的信整整重复抄写20遍，因为陆总在信上说了些大致“抑制不住的思念”之类的话———“那可是三千多字啊，八大张信纸呢”———这都是陆总自己抖搂出来的老底。
回来后第二天陆总灰头土脸地走进会议室，窸窣半天，从上衣兜里掏出张纸来，叠得火柴盒那么大，一层一层打开，戴上老花镜，咳了好几声：“我先做个检讨。”
大家愣着，等着，陆总还是咳咳地清着嗓子，手里那张纸也一哆嗦一哆嗦的。半天，陆总把老花镜摘下，说：“领导说，有同志反映，说我……说我……性骚扰。我在此做深刻检讨。”
开会的人面面相觑，知道是因为张欣的事之后，便轰地笑开了。张欣站起身，忍住笑：“陆头儿，要是再有人拿这件事说事儿，我去作证，就说是我自己勾引你的，要说骚扰，也该算是我骚扰你啊！”
陆总第二次做检讨也是因为到一个度假村玩，大家一起搓了一晚上麻将，玩的不大，陆总还是输了几百元钱，有人向上告状，说陆总和下属一起赌博。陆总检讨别具一格，沉痛之后，就深刻反省有一把七对儿本来已经和了，却贪心不足，想做成豪华七对，结果黄了庄———“唉，人生不可贪哪！”最后，陆总还顺便交代自己有一次偷牌未遂的过程：“本来看好了是自己想要的一张一筒，偷到手里才发现居然是一张南风，打出去点了人家一个十三幺的大炮，唉，教训啊！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精辟，太精辟了。”
陆总天生不是个当头儿的人，就是当了天生也当不久长，果然不久就下了，年龄到了。一般到他这个位置，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怎么也得拖两年，可是陆总一天也没多呆，60岁生日的那天台里为他办了个晚宴，算是祝贺生日也算告别。陆总又搂着张欣肩膀哭：“张欣啊，你和我家徐玉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啊！”
西北偏北张海龙
风吹来的沙
等到天昏地暗，沙尘暴就真的来了。每年春天，都有这么一回。人们头上套着形状各异的塑料袋，矮下身子疾行，一言不发，鼻子里闻到厚重的土腥味，满头满身都是沙尘。天很快就暗了下来，太阳变成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圆点。
那面巨大的广告牌，就是在那个昏沉沉的下午，跌跌撞撞地摔下来，挂断了街边的高压电线，激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球。那截断了的电线正好甩在一个路过的男孩手臂上。
男孩和父亲从乡下进城，打算去动物园玩，却遇到沙尘暴。男孩叫凭空而来的一条电线咬了一下。后来他说，当时也没啥感觉，就是左胳膊像突然被烫了一下。
所有人都同情他们，但是没人愿意为这起事故负责。电线是叫广告牌挂断的，广告牌是叫沙尘暴给吹掉的，至于沙尘暴，那是老天爷弄出来的，是从远得看不见的沙漠里起来的。有些酸文人说，地球那端的一只蝴蝶轻扇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地球这端的一场风暴。而那只肇事的蝴蝶在哪里？谁来把它的翅膀也撕下来一边，作为对失臂男孩的补偿？
树起广告牌的那家公司接待了那个红脸膛、土色皮肤、闷声闷气的父亲。他们查了资料，劝他说，九三年那次黑风暴，席卷三省，刮了有五个多小时，死了八十多个人，伤了两百多人。那些人又该找谁去讨个说法？再说，公司的广告牌倒了，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啊。父亲不听，蹲在地上长吁短叹，端给他的纯净水他也不喝，只是不停地重复着：“娃才十二岁……娃才十二岁呀！”
很久以后，他找到了一个还是两个律师，帮他打这场无头官司。他卖了房子，荒了地，把老婆孩子寄放在别人家里，一个人在省城里上告，拾垃圾为生，像个游魂。几年光景里，他甚至神通广大地认识了许多记者。失臂儿子的年纪一直在他嘴里是十二岁，好像停止了生长。他在想，自己死后儿子大概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生计，但这个数字他算不出来。那家公司生意不太景气，没多久就倒闭了。大楼上原来树广告牌的地方一直空着，不会再阻挡突如其来的风暴。
又过了很长时间，那父亲在这城里消失了，不知是不是回了乡下。
虚心态度徐昕
自行车
现在有很多汽车广告都喜欢用自行车作为切入口。有个广告讲一个小男孩，从小坐在父亲的“凤凰”自行车后座上，看着父亲如山的背影；稍大一点，他学骑自行车，车是带横杠的，他个子小，不得不弯着一条腿从杠下穿到另一头，才能勉强够到另一侧的踏板，却依然学得十分认真；几年后，小男孩变成了小伙子，仍骑着那辆“凤凰”，带着女朋友一路呼啸而过；再后来，一个中年男子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回家去看望他老去了的父亲……
广告中的那辆“凤凰”自行车着实打动了我，这是我小时候最盼望的东西：漆成黑色的车身，26号的尺寸，带着横梁，结结实实的英武样子。
遗憾的是，到学车的年纪，我用的却是一辆女式自行车，没有了横梁固然方便多了，但总觉得缺了点意思。上初中时骑车上下学，为了安全起见，爹妈给买的车也是女式的。上高中我才换了第一辆男式自行车，当年正是变速车流行的时代，我想也没想就选了一辆山地车。从此以后，记忆中那中规中矩的“凤凰”被我彻底错过。
工作后赚得了第一笔工资，首先想买一辆自行车，可这时“凤凰”和“永久”已经停产了。我在路边小店花200元买了一辆“仿凤凰”自行车：也是黑车身，26号，带横梁，实际上却远没有“凤凰”那么结实：骑了一个月，右脚的踏板就坏了；三个月后，车身开始锈蚀；不到半年，整辆车都松动了，一骑上去就歪歪斜斜地扭得厉害。
如今我惟一能找到的货真价实的“凤凰”，就停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它是我们领导的宝贝。崭新的车身上落满了灰尘，车胎也早就瘪了。自打它被买来就一直闲置在那里，领导说：真是舍不得骑，这么好的车，一出门不被偷走才怪呢！
域外杂记努比亚
一节课
我在贝宁洛克萨的宿舍，前面有一所小学。刚来的时候，几天中午没睡成觉，因为那儿一直在敲锣打鼓，我索性走出门去，跨过红土小路，来到学校教室的后墙，我想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学校的教室盖得很有非洲特色，整个后墙上没有窗户，却从上到下，全是镂空的水泥格子，排列成菱形，象是一面大渔网，踩着格子可以直爬到房顶上去。我凑到一个格子前往里张望，教室里很黑，对面的窗户又亮得晃眼，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教室里的声音却停止了。我知道自己一定是在小学生们的眼皮底下，扒着人家的后墙望里看的，连忙后退几步，教室里传出一片哄笑声。
想想又不甘心就这么退回去，这小学算是我最近的邻居了，何况回去也睡不着觉———他们敲的鼓一定就是非洲鼓，听着让人热血沸腾，浑身都想动。我看到教室旁其实有条小路，就绕过路边成片的深草走了过去，发现自己一下子就站在了学校的操场上。教室前有棵大树，孩子们坐在树下嬉笑着，见到我突然出现，纷纷扬起小手打招呼，一双双黑亮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像被推到了舞台上，心里发虚，一边面带笑容点头回应着，一边匆忙向教室里看了一眼。黑板前果然有面非洲鼓，一个老师正双手翻飞敲得过瘾，他看到了我，停下手走了出来。我只好比划着表示来看看，又指着鼓挑了挑大拇指，老师把我往教室里让着，我推辞不过只好走了进去。
教室里并不让人觉得暗，大概是四面透光的缘故，墙壁也都刷着白石灰，干净整洁。既然已经进来了，我反而镇静下来，索性在靠窗的一张课桌前坐下，看他们上课。桌椅都是木头做的，没有刷漆，上面被孩子们用小刀和圆珠笔涂抹了很多图案和文字，与我小时候上学干的是同样的勾当。早年鲁迅先生也在三味书屋的木桌上干过这事，可见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老师继续敲着鼓，孩子们在做着游戏。窗户上并没有玻璃，一只蚂蚁匆匆跑过粗糙的水泥窗台，太阳正是最毒的时候，窗外的操场被晒得泛着白光，晃着人眼。我瞧着他们玩的游戏很像击鼓传花，被抽中的学生要站起来回答问题。我自然听不懂，所以神思就开始恍惚，直奔自己的童年而去，心里念叨着那句歌词：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10万个WHY傅浩
为什么侍者如此喋喋不休
在某个电影论坛，有人把英国片《高斯福德庄园》叫“高师傅的庄园”，远比通译为佳。正如《滑铁卢桥》被天才地译作《魂断蓝桥》，翻译能信达雅到这个份上，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整部《高斯福德庄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风度翩翩，在厨房、餐厅忙上忙下的侍者，倒好像没那些上流社会的淑女绅士什么事。我怀疑，受《高斯福德庄园》影响，不少青少年将从此确立自己的志向：一名侍者。
德国著名餐厅领班萨皮诺接受法兰克福汇报专栏作家采访时认为，侍者是“侍候淑女和绅士的淑女和绅士”。他还说，从根本上说，难道每个人不都是别人的侍者吗？而如今一位餐厅侍者很可能已不懂得，他应当以顺时针方向沿着餐桌行走，先伸出左脚，如此才能从右侧为客人服务；他每次端上的盘子还应在三只以下，这样，必要时才可腾出一只手来替食客将餐巾放到合适的位置。不仅如此，一个把一只手放在背后，以大角度鞠躬，颔首而不是平视与客人交流的古典主义侍者，反而会让人觉得过于刻板。
在我有限的餐厅就餐经验内，我还从未遇到过那种“拿着记事本和铅笔头、安静地站在旁边”的传统侍者。更多的，跟美国美食作家威廉·格林姆斯描述的那样，简直是“啦啦队队长、专家、投资顾问、同事”。
有意思的是，格林姆斯在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侍者变得如此喋喋不休时说：当年，菜单上的每种菜都附有说明和注释，有时对它的评论就长达一个自然段；后来，简明渐成时尚，菜单只写原料和烹饪方法，即使有说明，字号也小到吝啬。例如，在“烤鳕鱼”下面，是用放大镜才看得见的“妙不可言”，类似整版广告，豪华到除了产品名称、大片的留白，只有一句广告词。菜单上的话，当然都跑到侍者嘴巴里了。
倘若你问一名老式侍者，哪种烤鱼片为佳，他一定会说“都好”，至多加一句，“这要看你的品味”，而不是挑价钱贵的说。至于新式侍者，也就是我们习闻乐见的那一种，你可以想象，他将会如何喋喋不休地介绍、夸张、比较……而这也就是我们花了大价钱希望得到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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