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金斯堡曾在1984年10月跑到北京，参加一个主题为“灵感的源泉”的中美作家讨论会。忝为末学，我无法想像当初艾伦怎么挑了那么愚蠢的一个主题交流会来出席。可能是他在美国憋得太难受了，也可能他对参观中国人的制服时装突然感了兴趣，或许他还像后来访问中国的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对站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朗诵自己的诗歌，仍抱有一丝美好的向往……不管什么原因，老艾伦在那次交流会上即兴写了一首诗作为自己的发言，这首诗就是后来时不时得到崇拜者引用的《北京偶感》。

　　在我看来，《北京偶感》是一首比较“牛逼”（抱歉，我找不到其他词汇来代替这个词）的作品，艾伦在里面罗列了好多互不相干的自己写诗的理由，有义正词严师出有名的，也有忽然迸发旁逸斜出的。前者如“我写诗因为我想不受干扰而且能同人们交谈”、“我写诗因为我的第一首长诗《嚎叫》并没打算发表却受到警察的指控／我写诗因为我的第二首长诗《卡第绪》赞美了我母亲在一所疯人院里的永生”；后者如“我写诗因为我收听三十年代的黑人布鲁斯，是里德伯尼和马·雷尼灌唱的”。吸引我注意的是后者——这里面，大诗人已经不仅仅是在说他写诗的“理由”了，而是触及到了一个诗人在他还不会写作前、内心所朦胧体会到的那种来自“艺术”与“言说”的感召。

　　在你学会写作之前常常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冲动，这与你将来的写作和你将成为一个什么类型的诗人关系重大。多年来写作和阅读的体验使我确信这种表述的合理性。我童年的时候，耳边听不到布鲁斯和维瓦尔蒂，只有嘈杂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变味的京剧，还有广播里对那些敢于质疑学校给老师贴大字报、要不就是救落水儿童的“神童”们的吹嘘。这一切都和我脑海中对生活的幻想与渴望相差太远，我过早感到了自己与身边环境的格格不入。

　　我读的书大部分都与文学沾边，但与诗毫不相关。认真地去读一本诗集，在我整个中学阶段只发生过一次，我读的是《花间集》，原本是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古文水准。可我读了一半就扔了，因为觉得它琐碎、颓靡到了乏味的地步，我不喜欢这路东西。

　　接下来是在朦胧诗、刚露头的“第三代”和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阅读氛围中开始学习写作。我努力地尝试着靠近我喜爱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诗——明朗，有形式感以及文本深处的创意，并且深刻地关注社会、人的生存以及时代的东西。我初步感到了我诗歌上的追求：一定要做一个像他们一样，作品对社会具有“意义”的诗人，与此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远离晦涩——艾略特在这方面构成了我的反面教材。我当时写的东西则有好多涉及到以前感觉到的“孤独”这个题材。就我而言，这个题材既是普泛性的老生常谈，却也算是很“亲切”的个人体验。我写“孤独”，也使我部分摆脱了多年来它们对我的压抑。至少在纸上，我成了一个有能力向世界表明看法的人。12

　　自己不喜欢读的东西就不要去写。对此，我想谁都是一样的。在进入诗歌写作之后的漫长日子里，目力所及，我发现，当代“诗歌作品”里，我不喜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晦涩的、枯燥的，为证实自己发明的“先锋理论”所拉的那些乏味空洞的干屎，后来又加上那些死亡的、吊书袋的、性器官的……我不认为这些臭到“打死我也写不来”的玩意儿跟“诗”有什么关系。

　　在我看来，那些貌似伤感、激昂、沉重文字的背后藏着一张张不会笑的呆瓜脸，和一颗颗脆弱、虚荣到了极点的心灵。我唾弃这些混到诗行里来的杂种。我一度以为可以通过棒喝来使其中的某些人清醒，但我渐渐明白了，许多人注定是一辈子无法悟到里尔克诗里的具体而微、布考茨基诗里的人道和形而上的。这种差异不是智商层面的，也不是思维方式上的，而是血质里的。

　　在俯瞰的高度上写诗，这工作是惶恐的。偶尔你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然后迎面看到未来，那群山一样堆积的待写的题材、待攀的高度，战战兢兢，汗不敢出。诗歌呀，我不能再向它索要什么了。我必须代它偿还那像我当初一样饥渴的读者，哪怕这一人群的数量在今天已变得日渐稀少。

　　“你为什么写诗？”“你为什么还在写诗？”因为我曾经是诗的读者，我曾经不会写一行诗，但我见过它的熠熠光华。1 2

　　作者：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