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的民间文化抢救计划是怎样的牽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牽

　　冯骥才：我正在进行两个工程。一个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对全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拉网式的普查和梳理。一方面是用传统方式采风和文字记录:另一方面是用视觉人类学的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调查:记录文学、歌谣、谚语:把它们拍成照片:用当地口音记录: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知道民间文化原本是什么样。另一个是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做的“中国民 间文化保护工程”。这两个工程预计要花10多年才能完成。

　　记者:目前进展如何牽冯骥才:第一批全国民俗普查:做了15个省市:第二批9个省市。我们要了解全国的情况，必须像医生一样，做临床。所以要到村子里直接看文化本原是怎么样的。现在是商品社会，做事情要报酬，奉献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有了问题必须到当地和当地政府研究怎样保护，所以我必须到村子里去。我跑了很多地方，很苦。这些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我都写下了一部分，但还有不少重要的东西没有写下来。在市场经济下，遭遇最大的问题是经费问题。基本上我没有得到经费，很困难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给了我一丁点启动费，三十万，之后我没得到任何经费。工程是一个国家工程，但没任何资金，所以我们必须说服省里、市里的领导花钱，很艰难。

　　记者:在这个抢救过程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牽有何重大发现牽

　　冯骥才：我的收获是一种对文化的骄傲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无知。去年一年，我跑了7个省:感觉我对中国文化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真是太博大精深、灿烂迷人了:这些民俗其实就是历史活化石。它们从未被记录:没有文化传承:也就是说在民间从未把它们当成一种文化，而且它们的消失速度快到不可想象。我举一个例子:中国民协去甘肃采访:遇到一个唱民歌的七旬老太太:因为没有准备机器:工作人员只得返回。当再度赶到那里时:老太太已经没有了。临死前:她还说了一句话:“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呀”。也许这样的老太太就是民间的瞎子阿炳！我想:我的重大收获都会在《收获》上发表。

　　记者:在民间文化抢救之时:为何还在《收获》开辟这样一个专栏牽

　　冯骥才：这是一个作家的本能。我对整个民间文化的关注，自始至终离不开作家的视角。在外来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的冲击下，我觉得我们的主体精神在丢失。就是最近10到15年，国民精神迅速粗鄙化，中国的文化也被粗鄙化了，我们对自己的主体文化缺乏文化自尊心与光荣感。这时候，我想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回到我们文化的原点来整理，来看看我们自己原有的文化载体怎么样。在现代化的冲击中:民族文化它肯定是首当其冲的。我的整个想法没有离开作家的思维，全凭写作已经无济于事，只有付诸于行动，而有了行动，有了感受，作家就会有写作的冲动。

　　记者:有人把你的这个专栏:称之为行动散文:你是否有意开创一种新的文体，和当初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一决高下牽

　　冯骥才：文体上，我确实有意识地想开创一种新文体，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写下来。在写作时，我确实很难把我写的东西归类到文学的哪一类，既有散文的成份，也有纪实的成份，也有思想随笔文化批评的东西。这几种东西用任何一种文体都无法表达全方位的感受和我内心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们四合一放在一起了，试图成为一种新鲜而完整的东西，大家给了它一个新名词：行动散文，我也接受。至于说到余秋雨当年在《收获》上刊出的文化散文《文化苦旅》，我觉得很好。但艺术家与艺术家只有区别，而不能超越，你能说，巴尔扎克超过了莎士比亚吗？或者说，昆德拉超越了巴尔扎克？其实，他们之间只有区别。对我而言，作家与作家互相有区别了，就已是一件很好的事。读者愿意读到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千差万别。

　　记者:和抢救民间文化相比:写作在你目前的生活中占了一个怎样比重牽孰轻孰重牽

　　冯骥才：其实，去年抢救民间文化工程在全国启动，我做了大量组织发动工作。同时，我还不断地接受媒体的访问，在媒体上说，但这没有影响我的写作。去年我写了四本书，其中有一本与抢救民间文化有关。我觉得抢救与我的写作融为一体，没有分开。如同我画画，反映的还是我的一种思考。

　　记者:在你的新专栏中:你最想呼吁的是什么牽

　　冯骥才：更希望人们关爱自己的文化，有民族的文化情感和文化审美。尤其是作家，更要有很强的民间情感。

　　在2004年《收获》杂志上，作家冯骥才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田野档案”，第1期刊发的是《武强屋顶秘藏古画版发掘记》。该专栏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浓厚的兴趣:由于它与冯骥才所从事的民间文化抢救融合在一起，动态的发现和深入的思考，文化的批评和丰富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在被人称为真正的行动散文时，也有人联想到了10多年前:同样在《收获》上刊载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从而引发文化散文大热的现象。

　　有记者问冯骥才:开设“田野档案”:推出行动散文:是否有意叫板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岂料:冯骥才笑称:自己也喜欢当年的“文化苦旅”:但作家与作家之间，只有区别:而不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