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认真拜读了何东采访崔永元的文章。在这篇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访谈里，《手机》被他们二位判定为“乱搞男女关系”的影片。何东对这部影片的主题有一种表述：“为了追女人而去追女人，甚至最后那位河南籍的主持人，还把自己泡的一个浪妞给弄成了接自己班的主持人。”崔永元则进一步指出：“把《手机》归入三级片我认为还是很合适的。”他们二位这样说，不是调侃，不是玩笑，是很严肃、很认真的讨论，有“何东旁白”为证：“相比过去，在崔永元的言谈话语当中，现在少了许多的俏皮，却明明多了几分沉重。”

　　既然如此，我觉得，他们二位对《手机》的认识也是可以认真讨论的。

　　首先，我不认为《手机》的主题是“乱搞男女关系”，它触及当下男女关系的紧张状态，它的表现也有相当的真实感，甚至推而广之，它对我们理解当下的人际关系也不无启发。崔永元依据所看过的十几分钟片段和道听途说对影片所下的判断我不好说什么，何东却是完整看过影片的，何以概括出这样的主题？

　　其次，我认为肮脏的、丑恶的或者不要脸的男女关系也不只在婚姻之外的男女交往，包括情感的、肉体的关系都是，婚姻内部也有，不足为怪。所以，即便是以“乱搞男女关系”为主题，也不能认为一定就是坏电影。至少，他们二位目前提供的这些理由还不能说服我。

　　其三，我不认为所有的导演，进而所有的创作都必须以孩子或父母的标准为标准，我更不认为以孩子和父母为标准取消所有创作的主张是善意的。事实上，这样的主张我们并不陌生，甚至记忆犹新，以至于听到有人这样主张，我还觉得心有一些余悸，一股寒气从心底直升上来，心都冷了。

　　其四，我不认为《手机》是影射崔永元的。或者，崔永元曾经作为生活原型进入过创作者的视野，但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毕竟不能等同于生活原型本身，这是常识。我不相信因为严守一“乱搞男女关系”，就有人认为崔永元“乱搞男女关系”，这根本是两回事，不要小看了观众的辨别能力，崔永元一定要将他和严守一的关系作实，也是毫无意义的。

　　最后，我不认为《手机》是垃圾，我也不认为《手机》的趣味有什么问题，我更不认为《手机》的趣味和《泰坦尼克号》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按说，趣味这东西，是很难区别高低的，能给趣味区别高低的人，一定是自信自己的趣味比别人高的人。另外，我有一点不解，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在趣味上绝对不低级”，而《手机》就是“垃圾”，就是“三级片”呢？到底有没有一致的标准呢？

　　为《手机》辩诬，不是说《手机》没问题。而何东、崔永元对《手机》的批评不仅不利于揭示《手机》的问题，反而把水搅浑了。

　　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