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他拿起笔，那份凝重和投入令人为之一震，仿佛他的整个生命都在线条里流淌！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就像真正的演员只有在镜头前才会表现出卓尔不群的一面，一个真正的画家，是在拿起笔的时候才会锋芒毕露的……

　　送你一匹马

　　想要采访他，大约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这期间，约了他好几次，都因为他人在外地而没有成行。我想，这大概缘于他的达斡尔族血统吧，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他喜欢流浪的感觉。

　　“其实，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流浪，找不到归属感。就像我，不停地画画，不断地外出，感觉自己就是在笔墨之间流浪，无论走得多远，都停不下来；无论怎样强调自我、原始、纯粹，文明都不能接纳你，不管你情愿与否。”说这话时，他正在他那间有些凌乱的画室，接受我的采访。桌子上放着他尚未完成的一幅作品，墨迹还没干透，几匹雄健的骏马已经呼之欲出了。

　　他喜欢马，画的最多的也是马，马在他的画里有着同人一样的灵魂。“我出生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从小就跟着大人一起牧马放牛。就像城里的孩子喜欢跟小狗玩耍，我那时也跟小马、小牛和小羊玩，把它们都当成是最好的朋友。而我尤其喜欢马，马同人一样，是有感情和智慧的。几乎可以这样说，有多少种性格的人，就有多少种类型的马，它们有的忠厚、有的温顺、有的暴躁、有的倔强，也有狡猾的和心术不正的，你通过它们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在他的《风雪牧马图》中，一匹匹白色的骏马与天地融为一体，柔软的鬃毛被劲风吹起，坚强的躯体却屹立不动，它们彼此紧紧相依，眼里闪烁着不屈，呈现出一种野性的美和高度警觉的生命状态。它们与主人，到底谁更依靠谁？你已经无法分清。

　　《中国现代画马名家》收录了以徐悲鸿、黄胄为首的12位画家的作品，他的画因为“对马的形体进行了变形处理，使其具有静谧之美”而被收录其中。

　　绘画就是翻译生活

　　“怎么想到要画画的，从小就喜欢吗？”

　　“那是因为草原太美了，美得让你时时刻刻都想把她画下来。尤其是夏天，你住在干净的蒙古包里，满眼望去是碧绿的草地，呼吸的是带着草香的空气，这一切使得牧民放牛也不像是沉重的劳动，而更像一种游戏。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那是最浪漫的生活。”

　　然而，他的绝大部分作品表现的却是草原的冬天。翻看他的画册，一幅幅干燥、苍茫甚至是洪荒的画面扑面而来，灰白的调子下，风雪中的牧民和马群显得有些苍凉和悲壮。

　　“只有在草原住久了的人，才能体会到草原冬天的美。我画北方草原的冬天，是因为它最具有草原文化的特质，苍凉而有力度，悲壮而又激奋。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培育出草原人豪放、坚毅、乐观的个性。”这是他的聪明之处吧？

　　这些独具个性的工笔画，让他被中国画家称为营造画面氛围的高手，被日本画家称为中国现代绘画的“鬼才”。那是八十年代末，他到中央美院国画系进修后不久，作品开始崭露头角，先后到日本、新加坡等地举办展览，受到当地美术界的好评。这些作品也同样受到中国同行的关注，因为当时表现草原风情的作品，大多是“再现生活”的创作模式，画家们热衷再现生活中那些有诗意的、有情趣的、有特色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而他的作品则完全摆脱了这种浅层描述。

　　“我想，绘画不应该是再现生活，而是翻译生活吧。用自己独到的观察和感悟，把可视自然形象翻译成带有主观色彩的、抽象意味的形象，以达到个人对形象的独到的表现风格，营造自己的绘画语境。”

　　这就是他这个来自边疆的、曾经是无名小辈的作品，能够引起那么多的行家关注的原因吧？他本身在北方草原文化的背景中生成，他感觉自己首先是一个草原人，然后才是一个现代人，他常常通过现代这个“自我”去审视草原那个“自我”，对草原文化的深层挖掘，使得他的作品既带着悠远的民族情愫，又现出新颖的现代意向。永远的“草原之子”

　　九十年代是他的收获时期：1990年香港权威刊物《美术家》对他进行评介，刊登了他的17幅作品；1992年，他因成绩突出调入省美协创作室，第一幅作品《大漠晚炊》就获得了国际水墨画大展金奖；1993年又获得了第二届亚洲艺术博览会优秀奖；1994年他的作品先后参加了广州国际艺博会和深圳艺术品拍卖行的拍卖；199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东方之子———当代工笔画家吴团良》专题节目；1997年，他被中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1999年出版个人论著《名家画马》……

　　“能够上《东方之子》，是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吧，你都谈了什么？”

　　“其实在我心里，自己永远是草原之子，这么些年来，我的作品风格一变再变，始终没变的是描绘草原这个主题。我觉得自己的生命状态已经与达斡尔民族坚毅、强悍、深沉的品格连在一起，同呼伦贝尔草原的博大、苍茫、静谧合为一体。”

　　“我到东方之子做节目，说到自己的艺术比较少，当时主要是和主持人探讨，严肃艺术在商业化越来越浓的时代，尤其是像深圳这样处在改革前沿的城市，能否立得住脚？我当时的想法是，艺术品越来越多元化，人们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有人喜欢行画，就是那些题材通俗的、表现手法大众化的作品，深圳当时就出现一些‘猫王’、‘牡丹王’什么的，这些作品价格低，但需求量大；而八十年代崛起的一批儒商，他们具有较深的文化底蕴，他们所需要的一定会是那种个性语言突出、风格现代、主题挖掘深刻的严肃艺术作品。我的画当时就迎合了这部分人的需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长期处在那种商业化氛围很浓的环境中，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会产生失落感和漂泊感的。九十年代末，他产生了回家的念头，开始回到黑龙江潜心创作。

　　“水墨是所有中国画家的精神家园，许多工笔画的名家最终到晚年又都回到写意画的创作中去。我想，与其晚年回归，不如在中年就开始尝试，或许能更早一些找到感觉。这样回归传统，不是说从祖先那里去捡拾什么东西，而是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再创造、再崛起。”

　　“如果找到了那个位置，就不会有流浪的感觉了吧？”

　　“还会有，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自己能在水墨之巅流浪。”他蹙着眉头想了一会儿，之后，如释重负地笑了。（黑龙江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杨宁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