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恋爱中的宝贝》被‘强奸’了。”———这是该片制片人李小婉怀着沉痛心情向记者陈述“案情”的第一句话：“当时，导演李少红得知了这个消息，在我们决定立时赶往案发现场石家庄时，她给我打了电话，竟然号啕大哭，我只记得她说了一句：‘你们千万注意安全。’”

　　首映4天后就出现盗版

　　《恋爱中的宝贝》于2月10日全国首映，2月14日，制片方突然接到线报，全国第一批盗版光盘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露面。当时，剧组立即组成一个追查小组，驱车赶赴石家庄。其成员包括制片方荣信达影视艺术中心的李小婉、电影发行方的赵武、音像制品发行方的杨俊捃、中联知识产权调查中心的冯天弘。

　　当日晚6时多，四人已赶至石家庄，但很多大音像店都已关门，他们只得从小店着手，直至当晚8时10分，他们终于在一家小店里看到《恋爱中的宝贝》的盗版VCD。经仔细辨认，他们发现此版VCD盗自第42号拷贝。当初，制片方为了日后鉴别并确认盗版盘的出处，给每个拷贝做了不同的标志，并将每个拷贝的去向做了详实记录。据此，“我们很快查明，这第42号拷贝的去向是广东某电影院线。”“广东的这条院线从37号到43号共有6个拷贝。”李小婉分析说，“其中有4个在广州。”当日下午5点，李小婉、赵武会同广东省公证处两位工作人员以及伟佳公司的陈彬经理，共同走访了该条院线在广州下属的6家电影院，最后终于在“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电影城”找到了第42号拷贝。片盒内的放映记录显示了该拷贝几日来的“行走”轨迹，再根据盗版光盘出现的时间以及相关信息的综合判定———42号拷贝被盗的时间只可能是在10日和11日两天，而在这两天中，该拷贝先后在3家影院放映过。

　　盗版商“神通广大”？

　　李小婉说：“没想到，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得不亲自出击，直接跟犯罪分子作斗争。盗版已经成为了一种产业，他们的组织甚至十分严密。事实上，我们一到石家庄，盗版商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又可怕又伤心。”

　　据悉，荣信达影视艺术中心已于17日正式向国家有关单位提交了投诉申请书，并于本月20日以院线失职令拷贝“跑版”（即被盗版商复制）为由正式起诉了该院线。（《北京青年报》郑叶）

　　记者昨日联系了制片方、发行方和广东某院线的负责人，三方都表示盗版是电影业的最大敌人，需要大力打击。被告失职令影片“跑版”的广东某院线的负责人谢先生说：目前不能排除该拷贝一出来就已经有了盗版，然后碰巧在这三家影院“走片”的可能，所以并不能下结论说问题就出在影院的环节上。

　　制片方：盗版令制片人没钱赚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宝贝》的制片人李小婉已经平静了许多，她表示已经正式起诉广东某院线，因为42号拷贝当日在该院线的三家影院“走”过片。目前公安刑侦部门正在取证甄别阶段，所以她不愿意透露出该院线的名称。

　　问及有消息说导演李少红在得知盗版出自院线之后“号啕大哭”之事，她说，不光是导演，自己也是一路哭着回北京的。在跟踪追查盗版这件事情上，她悲哀地发现，盗版已经成为一项产业，形成了一条生产链。仅凭个人的力量去反盗版，无论你怎样身心投入，都是力不能及的。

　　一位上海的制片人曾跟记者说，因为盗版的缘故，制片人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李小婉说，制片人的利益不是得不到保障，而是根本就没有利益，因为盗版的存在，要想从票房回收电影成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唯一的例外就是靠贴片广告。“我们在做的，是努力地拍电影、拍电视，但盗版使得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她很难过地说。

　　发行方：没有盗版票房会更好

　　记者随后联系了《宝贝》的发行方，紫禁城三联的经理卓顺国。卓顺国先生说，截至15日发现盗版之前，《宝贝》的票房在全国目前已经接近了1000万元。如果没有出现盗版的话，票房应该会更准。至于如果没有盗版，《宝贝》的票房能够增加多少，卓先生说他也说不好。但是盗版的出现，给《宝贝》各方都造成了损失却是事实。

　　院线：目前不能认定跟院线有关

　　作为被起诉方，广东某院线的负责人谢先生在记者问及他对盗版出现在院线一事有何看法时，激愤地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纯粹的刑事犯罪行为，行为的后果不仅是严惩，而且要杀一儆百。”

　　当记者指出，有消息称42号拷贝曾在其院线属下的三家影院“走片”时，谢先生说：“首先，据我所知哪个拷贝出问题好像还没有查出来，媒体报道说是42号，我却听说一会儿是90号，一会儿说是107号，这些拷贝有些是我们院线放，有的却是其他院线。其次也不能排除该拷贝一出来就已经有了盗版的可能。”而记者采访了另一位电影院线的负责人，他估计可能是盗版商利用了影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不法活动。（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