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富人，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靠横征暴敛发了家，要做的事，往往有两件，一是买官，二是置妾。买官是为了更好地发达，而且让成功可以合理地进入地方志；置妾大概是既为了博爱，又为了“永延帝祚”。
现在，有了学问的人，多半也要做两件事，一是注经，二是作史。官员要傍大款，美女要甘为“二奶”，而作学问的人，往往就要靠经史来发威。这内心中有无奈，也有取巧。
我简直恨死了注经和作史的人。要注经，就要把某些东西捧为经典，两千多年来，儒家的经典，就从三经五经再到九经再到十三经，而对他们的解释，真正只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前不久国家还要出“儒藏”，各大学为了争“领袖学问”的名头，明里暗里“竞争”，打得颇为热闹。修儒藏的理由，看起来颇为有意思，有人称古代儒与释、道合称三教，佛有藏，道有藏，惟独中华文化的内核，居然没有藏。中华民族要想伟大复兴，没有儒藏，怎么能行？
其实修的办法，也是简单的，“无他，唯手熟而”，由于只是资料汇编，学者个人有天大的想法，也只能“述而不作”——最多在前言后记里发挥点个人的感慨。重要的是要有能耐把儒学中历代的经典或者次经典或者传、注、疏、读书笔记、校勘录、贩书偶记什么的，以某种思路聚集在一起，然后精印出来，放到架子上；或者迎合数字时代，做成光盘，上传到网站里，而已而已。这里头的工夫，一是要辨识哪些是经典，二是要对这些经典进行有效的整理、光复。肯定是件吃力苦差事，能不能讨好，尚且难说。这样的工作，其实重复的成分颇多，因为既然藏，自然要从经典着手，而被奉为经典的，历代都在重印又重印。“家家红楼、社社水浒”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特征。而对于非经典或者冷经典或者干脆就不入法眼的书，过去呼喊着要整理，现在呼喊着要整理，以后还是要呼喊着要整理的，谁让他们没有经典起来呢？不是经，就入不了史，或者只能入“荒凉史”。
大概是中国文化对年轻人或者新人一直抱压抑和怀疑态度的缘故，于是，年轻学术人要想“小荷露出尖尖角”，最好的办法，一是依附名师，二是依附名著。当代中国的学者们，有几个不是靠这个发家的呢？而且随着国门渐开，学者们放眼世界，发现“人有我无”的经典和学术体系，随处可见，于是靠拙劣的外语水平，靠引进、推荐、解释、评述、缩微等本领，当外国名著外国名师吹鼓手而发家的人，又成了学术界聪明人的崭新出路。
有了注经的能力了，往往就成了某领域的权威，于是就要作史。作史的目的，无非是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圈内人“见证历史”，让自己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12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译本，首次由中华书局在内地出版的时候，编辑们看到黄仁宇先生自己译的汉语颇为生涩，于是为了让他的文字更加通畅美好，傅璇琮专门约请了自己北大中文系的同学、“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全书作一次全面的文字加工”。沈玉成当时还在《文物》杂志工作，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才”（傅璇琮《在中华书局的出版》）；润色了自然要交原作者看，获得人家的确认，当时只能一章一章地反复邮寄。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这本书，在中美之间进行费时费力的文字往来折腾，耗了将近三年的工夫才将这本十几万字的书正式推向社会。1982年5月出版时，印数27500册，很快销售于海内外，此后即有日文、韩文、德文、法文等译本。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傅先生说：“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某时髦学者也说过类似的话，说80年代的学术界见到此书，人人为之兴奋，有焕然一新之感。学者们，如果你们有作史能力，也得有这样的作为，否则，沉迷于简单的挖掘之功，以占有资料之多为美，以不顾一切的阐释再阐释为日常工作，而不能针对社会现实，有所调查，有所新的发现。这样的才能浪费，有何意义？
不过话也说回来，学术界光靠新奇吃饭，靠与国内的学术思维方式不同来获得尊重，也不再是什么能事。是个学者，可能都想过这一招，实在是没有出路了，才可能先踏实地埋头研究，然后到有了一定的积累，再靠个人的“利用材料、组织材料”的能力来发表点什么，做些发微和启蒙。12
作者：吕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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