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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的最后夕阳
《书城》越来越好看了，本期刊出的台湾作家舞鹤与朱天文的对话令人欣喜。朱天文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巫言》，对话就从这个话题展开，从中可以感受到这部小说对于
朱天文的分量。不过此时的朱天文已经与写《荒人手记》的那个她有了太大的不同，当舞鹤提起她那句少年意气的名言“我写故我在”时，朱天文已经开始觉得脸红了，她说“离开小说，我一无所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势必在她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朱天文之外，本期杂志最引人的是张鸣关于私塾的笔记。去年张鸣披露了湖南平江的私塾教育，引得大小媒体议论纷纷，把个小小的平江私塾搞得热闹非凡，如今曲终人散，先生们或许可以好好教书，孩子们或许可以好好读书了？不然，张鸣告诉我们，随着平江的出门人越来越多，平江的最后一所私塾已经在去年年底正式落幕。
平江私塾的关门，完全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私塾教育方式，虽然它此前的存在，更多的也只不过是具有活化石的意义。不过在这个活化石终于消失之后，我们不得不感叹现代文明强大的冲击力了。其实私塾教育基本上是中国几千年初等教育的根本，近代以来，它对人才培养的无力已经无需多说，需要注意的是它在乡村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古人拜祖宗牌位，拜的是“天地君亲师”，对普通人来说，其中这个师，其实更多的就是私塾的先生。之所以要拜他，不只是因为尊师的传统，更多的是因为私塾先生代表的是维持乡村社会日常秩序的一种力量。
平江私塾能够维持到今日，更多的也是因为那里还保持了更多乡村社会的传统吧。张鸣在这篇《私塾教育背后的黑洞》中对私塾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断裂痛心疾首，特别是把私塾和现代学校进行对比之后，直陈现在普通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的时间和精力要远远超过汉语。张鸣担心在中国越来越全球化（其实是西方化）的时候，还有没有那个文化中国，他当然不是要追念平江那一座座小小的私塾，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去处感到莫名的无力。
教育的最初奇迹
《书城》关注私塾的同时，《读书》却回忆起了上个世纪初新式中小学刚刚建立时候的光辉岁月。当然，和现在所有的中学和小学都不同，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绝对是一个奇迹和典范，时至今日，不要说师资力量，即使是纯粹的教育理念，我们也没有哪一所学校能够达到春晖中学的高度。
1921-1925年，在春晖中学任教和讲学的教师有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蔡元培、李叔同、俞平伯、蒋梦麟、于右任……如此的教育和文化景观，如今是不可得了。这篇题为《一钩新月淡如水》的文章就从丰子恺在春晖中学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品开始。
春晖中学由教育家经亨颐创办，开始所想的是“教育救国”，所以春晖中学的宗旨也非常明确：发展平民教育，培养健全人格的国民。这和今日追求分数、外语和升学率的那些学校，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
经亨颐为他的春晖中学罗致了大量人才，在此任教的朱自清、丰子恺等人后来形成了白马湖作家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添上了极清秀的一笔韵致。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更为现代教育开创了道路。
在春晖中学，夏丏尊翻译了著名的教育小说《爱的教育》，在中国教育界倡导“爱的教育”的理想，真正把教育贯彻到人生的层面；与此相应，丰子恺提倡美的教育，不但为孩子们写歌画漫画，更发表了专门针对中学生的《近世十大音乐家》、《西洋画派十二讲》等著作，为初等美育提供入门读物；爱与美之外，朱自清在来春晖不久，就发表了《教育的信仰》一文，提出有信仰的教育，朱自清说教育应该成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这和传统的私塾有几分相似，对于无力求取功名的普通人来说，入私塾读书，为的也就是读书而已，不过朱自清的信仰教育当然和私塾不同，他真正关注的还是从教育获得完满的人格。
春晖中学维持了4年，却因一起偶然的事件而破灭，1924年校方与众老师和学生发生矛盾，最终导致夏丏尊、丰子恺等人的离开，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就此终结。而爱、美、信仰的教育理念却并没有停止传播，几年以后，另一位教育家张雪门在北京开始了艰苦的幼儿教育，让爱与美的教育得以从更低的年龄段开始，而中国现代教育也就在这些先驱者的探索过程中慢慢成就。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或许真的应该反思，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教育获得了什么，又缺失了什么。涂涂（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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