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钩沉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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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博克舍（C.R.Boxer）编注的《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之一），收录四篇中国记闻，作者分别为葡萄牙修士伯来拉、克路士
及西班牙修士拉达，其中以克路士《中国志》最为详尽。编注者博克舍曰：“1569-1570年在恩渥拉付印的《中国志》，可以公正地被视为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专述中国的书，如果我们把马可波罗游记除外的话。马可波罗的书归根到底是一般记述‘东方的国土和奇异事物’，而不是仅记中世纪中国的奇事。”（《导言》）
中外关系史乃专家学问，外行人不妨以猎奇心态读之，多多关注中世纪中国有哪些“奇事”。译者的指点很有道理，三位修士不比稍后的利玛窦神父，因为“他们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长，而且不通中文，……他们记述亲身经历的部分比较可靠，而道听途说和自称据中国典籍的部分，则很不可信，甚至是错误的”（《中译者序》）。错误的叙述，例如山川文物张冠李戴，数据尺寸疏漏错谬等等，当然不值一提，但阅览十八世纪西洋修士的亲历，小到柴米油盐，大到司法典狱，却可从另一角度了解当年的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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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来拉与克路士均留意到中国人对城市粪便的处理。伯来拉《中国报道》云：“这儿出售马桶里的粪便，尽管不缺牲口粪，在全中国人粪都是上好商品。使用肥料的农民从每条街收购这种肮脏的货物，买去施用于植物和树木。这种作法对保持城市清洁很有好处。”克路士也写道：“人粪都得到利用，用钱收买或交换蔬菜，同时他们把粪便从屋里运出去。因此他们用钱或值钱的东西，使他们的厕所清洁，尽管臭闻全城。他们背着粪经过全城时，为避免臭气，他们把粪装在外表极干净的桶里。”以前读到路易时代的法国宫廷贵妇在宫中随处小便，但我不清楚中世纪欧洲如何处理粪便。明人的方法，看来给两位葡萄牙修士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当时的欧陆城镇，未必就屎溺当道，落后大明远矣。其实说到人粪值钱，南宋吴自牧《梦梁录》的叙述更为细致：“杭城人口繁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卷十三“诸色杂货”）为粪便打官司，可谓世间一景。这段话，也正好丰富了葡人的记载。而说到马桶，伯来拉与克路士，可能算最早让世界知道这一“国粹”的西人了。
“奇事”当然不止“出口”一项。比伯来拉等人稍晚的利玛窦，提到中国的油漆，甚感新鲜，连带说到中国人的进餐习惯，即餐桌上不铺台布，“如果桌子失去光泽或被残羹剩饭弄脏，只要用水洗过用布擦干，马上就可以恢复光泽，因为这层薄薄但坚硬的涂料足以防止污渍久留”（《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三章，中华书局）。葡萄牙人伯来拉与克路士说中国人不用桌布与餐巾，那是中国人不用手接触食物，吃饭文明，所以不需如此麻烦。西班牙人拉达相对不那么“友好”，虽也承认中土进餐习惯其来有自，但觉得他们用“棍子”吃饭的方式不太文雅，因为有些“狼吞虎咽”。对中国繁琐的宴席，这几位西人有褒有贬，但一致认为中国人“饮酒是有节制的”（拉达《记大明的中国事情》）。有趣的是，克路士留意到中国的体面人与高贵人在席间也很讲礼节，“一个请另一个喝酒，各自极力伸手请对方喝，因为在桌上除喝酒外没有别的礼节”。这一习俗，今天中国所谓的体面人与高贵人，比起有明一代，不仅不遑多让，若论豪饮（特别是不需自己掏腰包的场合），更是远超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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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日常“奇事”，三位西人详尽记述了彼时中国的司法与监狱制度，克路士谈到被囚葡人的亲历，伯来拉更是蹲过大明监狱，体会切身。他们的报道同样有褒有贬，但对所谓杖刑即打屁股的“奇事”，却一致认为乃野蛮做法。伯来拉写道：“他们的鞭子是一种竹子，从中劈开，做得光滑而无尖刺。挨打的人趴在地上。行刑人使劲用竹板打他的屁股，旁观者看见他们的凶劲都发抖。十下就打出大量的血，二十或三十下打得皮开肉绽，五十或六十下要长期疗治，如打上一百下，那就无救。”又如拉达的描述：“他们鞭杖的方式是，官员一声吆喝，五六名刽子手就扑向可怜的犯人，马上把他按到地上，扒掉他的裤子。他这样面朝下爬着，一名刽子手紧紧按住他的脚，另一个按头，再一个高举上述的竹板或棍子，使劲打他大腿后的肉，直打到叫住手为止，他们每打五下便转过身子好打另一边。这时候，另一名刽子手跟着大声报打的次数，那简直太野蛮，挨过六十下的人难逃一死。”
挨打的人，不光是罪犯，还有如拉达所说“不管多体面的属吏，哪怕他据有高位”。不过，拉达称杖刑一般不施于妇人，“妇女更多受些小棍刑，而不是受鞭杖”。相比而言，克路士对杖刑的描写更细微：挨了五六十下的人，“屁股卵蛋全给打烂了”；“役吏奉命施刑时，老爷们毫无怜悯之心，相互交谈，吃吃喝喝，剔他们的牙齿”。这一细节是否属实，倒是很难说，不过打高官的屁股，却是言之凿凿，乃有明一代的创举，且以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魏叔子集》为证：“每廷杖，必遣大璫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
这是待遇更高级的廷杖了。遗憾的是，伯来拉等人，当时仅在南中国的福建两广兜圈，他们见到的打屁股，挨打者可能较多犯罪嫌疑人等。他们无缘见到京城内专打士大夫屁股的大场面，更不明白这一“奇事”的本意，乃大明缔造者朱元璋以严刑酷罚对待士大夫，使其“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六章，台湾商务印书馆）。又据《国史大纲》，洪武九年，有士人上书曰：“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实终明之世，此种酷刑都未废止。伯来拉等人的见闻，仅为有明三百年来，朝野间被打烂的无数屁股与卵蛋之一斑。（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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