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相”？“相”是同类事物所共有的持久与本质之物。“相”从来居于“九天之上”，它们有自己的住所，灵魂在前世已经在那里见过它们。一切学问和知识都在于灵魂看到和感觉事物时对“相”的回忆。
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相”。他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因为他的灵魂在前世见过它们吗？柏拉图从来没有明确告诉过我们，除了几封书信外，他压根就没有亲口向我们说
过什么。也许，他怀疑是否可能有真的哲学家？不管怎样，我们只能从他那些真真假假的对话中去探究了。
柏拉图总共写了几篇对话？没人知道。柏拉图的幽灵飘在天上，谁晓得他到底怎么想的！
王太庆是陈康先生的高足，多年来却只是教教书，做做翻译，摆弄几下笛卡尔和康德。他生前就从没热闹过，即使编著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这样的大书，也没见什么人把他捧为大师。晚年，他却突然和汪子嵩挑起了“是”与“在”的争论，把陈康几十年前的观点重新拉回当下语境。正当大家兴致勃勃，高谈阔论的光景，他又悄悄地走了，只是留下一本未完的《柏拉图对话集》。
柏拉图不愿意抛头露面，一直拿苏格拉底当枪使，借个木偶说出自己的想法。据说，这种对话体在当时十分流行，色诺芬的《家政学》也这么玩。历代注释柏拉图的大哲大抵也明白这一套，如法炮制地对付柏拉图，典型者如施莱尔马赫。太庆先生当然深知各个古典学流派的精微奥妙。就在这本说厚不厚（与王晓朝的煌煌四卷本比），说薄不薄（与陈康，严群，黄克剑，杨绛，刘小枫诸先生的单篇译本比）的对话集里，太庆先生不光是译者，还是作者呢。汪子嵩是王太庆多年的朋友，自然明白他的心意，编排的时候完全遵循太庆遗留下的本子，因为这本书里既有柏拉图，还有王太庆；既有苏格拉底与其他人的对话，也有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对话，而这背后，真正对话的主角却是柏拉图与王太庆。
历代经学家各显神通地猜解柏拉图的微言大意。斯特劳斯是治柏拉图的大家，陈康则是汉语界希腊哲学研究的开山祖师，两人的古典学功力都深不可测。斯特劳斯为《政治哲学史》写柏拉图一节，只谈《治国篇》，《政治家篇》和《法篇》。陈先生却严肃地表示，柏拉图的著作“几乎每篇是一个谜…然而,《巴门尼德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而且直接关系后来者辨别柏拉图哲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虽然各派大家都认为柏拉图哲学的精华就是一个“相”字，但哪里的“相”才是真正的精华呢？
按照研读柏拉图的惯例，我们应该把太庆先生选的12篇对话以3篇为一组依次分成4组。毫无疑问，最后一组《治国篇》（旧译《理想国》），《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是整个对话集中最为重要的。《治国篇》在国内影响最大，但王太庆只翻译了其中第1，2，3和10卷。他为什么不全译呢，大家都知道《治国篇》第2，3卷和结尾都只是讨论“诗”，当中才是辩论（如著名的洞喻），真正地把天上的“相论”带到了人间，难道太庆看不上那些辩论？难道太庆先生晚年倡导重回“相论”另有所指？《巴门尼德篇》本是陈康先生的代表作，太庆先生亦多年浸淫其中。在这个新版对话集中，太庆先生置无数重要对话于不顾，惟独精心重译《巴门尼德篇》。虽然他没有给对话施加任何按语，但行为本身莫非是在暗示柏拉图真正的“相论”在此而非彼？此中的一片苦心颇为耐人寻味。
王太庆先生暗示，这一切的答案已经在《巴门尼德篇》里了。柏拉图的“相论”之所以迷惑了无数才俊无数年，关键在于没有弄清“相”的“是”和“一”的两方面的关系。无论我们是否认识，“相”始终是存在的，“相”就在那里，“相论”的关键是“是的一”，是即一，一即是，“一是合一”是谓“相”也！陈康翻译《巴门尼德篇》的时候，把这套“新相论”翻译成“范畴论”。王太庆敢重译《巴门尼德篇》，因为他找到了突破陈康的线索，那就是用“是论”取代“范畴论”，“是”才是真正的“相”，是“相”之“相”。用柏拉图的话说，这就是辩证法。
陈康说，柏拉图不可翻。可是太庆先生说，翻译的关键一是逻辑，一是语言。原来这就是逻各斯，翻译就是以逻各斯重构逻各斯。从阅读的感觉来看，太庆先生的语言通俗流畅，毕竟他坚持古典学之翻译必须遵循严群先生“达”的要求，即书是给人读的，对话更是给读者重新阐释和理解的机会，不能与读者为难。苏格拉底本就是人人都能亲近的。柏拉图告诉我们“相”的存在，自然也希望我们认识“相”。柏拉图创造对话体（也许并非首创），打破了传统文本的框架，用意何在？柏拉图说，知识需要一而再地被表达，从而经受不同环境的挑战。所以，历代读者也必须不断地质问这些对话，不断唤起灵魂的回忆，从而获得“新”的理解。
“相”的住所从来不在人间，柏拉图和王太庆的灵魂也已回归天国。“相”虽然来源于“看”，但已经不需要通过“看”来“看”了，“灵魂”早在俗世生活之前就已经认识了“相”，只是忘记了而已。所以，哲学就是回忆。也许我们能凭借爱欲唤起沉睡已久的灵魂，忽然地，我们发觉“柏拉图的相”，原来不在天上，但也不在人间。（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