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是北大的法学院院长。有些哲学细胞的法律人来说，是一个人人必须面对的法学教授。
苏力从1993年开始翻译波斯纳的著作，引介波斯纳到中国的努力至今已有十一年。这本《波斯纳及其他》是他翻译波斯纳以及其他书籍后写下的文章结集，其中有关波斯纳的文章占了差不多80%的比例，由此可见苏力与波斯纳感情之深———这样持续的努力令我想起一
生不遗余力推广杜威的胡适。
我由苏力联想起胡适，还有另外一层理由。五四前后的历史，严复、鲁迅等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家锣声鸣金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弟子胡适回国，随后不久任文化班头，成为新思潮的主将。苏力的学术深受负笈留学处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苏力也是在梁治平锣声开道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接下接力棒，在法学界乃至思想界隐隐然有了一派宗师的气候。
在这里我无意比较杜威和波斯纳。我要把自己的思考移情到苏力身上，把我自己处理为苏力，进行移情地、体贴地评论，把波斯纳为什么是苏力的洋兄弟的理由说出来。
第一，两个都曾经是文学青年或者现在内心还保留着浪漫主义冲动。法律与文学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神秘的渊源关系，这种神秘，我们可以从很多伟大的文学家，例如歌德、托尔斯泰都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这种历史现象中管窥一些。往往成为法学家，或者成为文学家恐怕都是法学院学生一念之间的事情，很多人可能仅仅做了法学家，或者仅仅做了文学家，只有少数有“慧根”的，才能兼任二个身份。例如波斯纳和苏力。
波斯纳本科就在耶鲁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并且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该校。他不仅对文学保持了一种美学的欣赏，而且由于他作为法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对其他社会科学的熟知，他也善于发掘这些文学作品的主题甚至寓意，善于并能够把这些作品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展现出一种开阔的社会科学视野。
苏力当过兵，上过山下过乡，我想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诗歌和其他文学活动是他的“上帝”。我没有读过苏力的诗，但是我想至少应该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文学青年吧。
苏力在《理解波斯纳和我们自己》中说，波斯纳本人，如同尼采，则认为生活的一切都是挣扎和痛苦，并不存在什么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苏力还说波斯纳是一个尼采式的浪漫主义着，他视人生为一个不断创造和突破自己的过程，要在人生的苦役和虚无中创造意义。这其实也是苏力的夫子自道。
很多熟悉苏力的人说苏力是“人精”，绝顶聪明，但苏力和波斯纳一样，都是在明知是虚无和绝望的基础上，还进行努力，也就是德国浪漫主义那种精神。
第二，“什么是你的贡献。”
苏力抡起法社会学的大锤子（我认为苏力的主要批判武器是法社会学），使劲敲打中国法学，然后叉腰问道，“什么是你的贡献”？以这种姿态充当了牛虻或者马刺。
在与苏力见面之前，我曾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说不以为然，大力抨击。但是见面使我改变了看法。听完苏力的讲座，一种久违的感觉重新涌上心头，才知道原有的隔膜各种没有张力感的文本阅读之中打滚形成的，掩盖了原有的理解。
我曾对潘大松等译罗杰·科特威尔的《法律社会学导论》花过时间，从中获益匪浅。法社会学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动，可以说从经济学的科斯把成本·效益分析的精神移植到法学的法经济学也是如此。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把原有的刚性框架全部搅乱，重新洗牌。让法律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每一次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生成。这种思潮“粉碎了我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有着我们时代和我们地理烙印的思维）的一切熟悉的界标。”如果说波斯纳的思想可能是国际法学思潮的一股洪流，而苏力确是想把这个洪流引进国内，冲洗国内法学思维的刚性。
应该说，对于翻译波斯纳，苏力是寂寞的。我不知道苏力对引介波斯纳的作用有多大预期。但是，我经常对人说，不管你的偏好和信仰，苏力确实是一个接引者，把你带到一个让你必须开始重建的地方。（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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