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人苏七七
书店里关于电影的书有这么几类：一种较为专业，比如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馆”丛书；一类较为普及，比如各种资料整编性的淘碟手册。介乎这二者之间的电影评论，如果借用戴锦华“文化地形图”的说法，很有几员女侠占了山头，比如毛尖的《非常罪、非常美》，洁尘的《黑夜里最黑的花》。
只是一个有追求的文艺青年，如果只看看毛尖与洁尘，那就有“取法其中，得乎其下”的忧虑。评论的好坏，考验的还是论者的感受力与思想力，文字只是披乎其外的华美的袍。批评能不能透辟入里，在于刀刃的锋利，也在于刀背的厚度———没有这个厚度，也就没有了力度。说到感受力，当然是有天分的，所谓“灵气”，所谓“悟性”，毛尖、洁尘以及大部分“秀外慧中”的美女作家批评家，都不缺这个，但是说到思想力，却需要理论的积累与理解，以及将理论与文本，与语境化合的能力。这就是戴锦华的电影批评高出“感性批评”的地方：当别人在记着“笔记”时，她提供的是“教材”，是示例性的范文。
《电影批评》是一本严肃朴素的教材。在将西方理论的主要流派运用到电影的文化批评上，戴锦华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的学院派电影批评，往往不是失之于滞，就是失之于空。食而不化，知而无感，变成了理论游戏。而且就算是游戏，也常常概念有余，技术不足，游戏得没意思。戴锦华的电影批评，好处在于理论没有把感受格式化，而她的视野与深度，又能使这种感受不流于一声叹息，能走向深入与清晰。
举例而言，如在《电影作者论与文本细读：〈蓝色〉》一文中，戴锦华先从作者论说起，再过渡到对基斯洛夫斯基的《蓝色》的细读中。“自由必然是以孤独为其代价，享有自由，同时意味着承受孤独、恐惧与绝望。”———这种结论倒是容易得出的，但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有情绪的辨别与逻辑的推进，结论才扎实。而将这个导演放在一个相对的时空语境中去看，避免形而上的空洞，是一个评论者的现实判断力的体现。她将基斯洛夫斯基放在现代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危机中，体会其“呈现出某种临渊回眸的姿态”，这个见解被表达得深入与优美———但戴锦华的分析不是全无瑕疵。她的批评文章有一种雄辩式的风格，细微处的逻辑转切，有时让位于排比句式的感受与结论。这种从理论到文本的文化分析，二者的结合有时也显得不那么融洽，是一种“六经注我”的态度。文本的丰富性可能对理论造成的质疑与补充，则少有涉及。
读着这本“教材”，像是听戴锦华老师上课。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之后，能在一本教材里保持着个人的思想与语言风格，是她的个性魅力所在。也正因此，她“学院派”得不僵化，保持着一种感受与思想的弹性与活力，学院之外的爱好者读来，得到的不仅仅是消费性的阅读快感，而且有着收获与启发，是件好事。（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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