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书评人古小即
有一个人对我说，余华已经废弃了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现在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焦虑得满眼通红。我听了毫不感到意外。谁处在余华这样的位置能不焦虑呢？他，也许是中国当代最有才华的作家，今年刚刚44岁，却已经沉默了将近10年。
1995年他发表了一个小长篇《许三观卖血记》，此后就基本终止了小说写作。从35岁到45岁，正是一个作家最黄金的创作时间，余华却不可思议地沉默了。这期间倒是不断出现一个先锋作家寿终正寝的症候：他开始谈点音乐，谈点文学，开始写演讲稿，开始被拉到一些场合作秀，开始担任教导者的角色；他的文集开始畅销，但始终是几部旧作的重新排列组合。
余华到底怎么了？你很难想像一个创造力如此丰沛的作家能突然沉默这么久。世纪之交文坛的黯淡，或许多少与余华、张承志这样的作家的退出有关。
余华是写小说的人里面少有的可以担得上“才气”二字的人。他有着无可匹敌的文学和文字感觉，正是这种天才式的文学才能戏剧化地改变了他江南牙医的命运。在他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一类小说里，充满了少年意气的炫技和锋利；在他的《爱情故事》、《夏季台风》一类小说里，则布下了青春期明朗的忧郁和感伤；在他稍后一点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黄昏里的男孩》一类小说里，则洋溢着一种故作冷静的悲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延续了中篇小说的“实验”路数；《活着》开始回归“写实”，是现在最畅销的作品，但可能是余华的小说里相对比较失败的，因为它堆砌苦难，假模假式，人们热衷于谈论它，可能只是因为它被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由此可见大众的鉴赏力是多么虚弱；最后一部小长篇《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它以一种轻喜剧似的文风化解生活的沉重，是告别青春的作品，同时，也仿佛是余华的告别礼，他抛给读者这个小说之后，随后的十年都沉默了。
余华的困境可能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实际上，整个“先锋派”小说家群体都沉默了，马原、格非、孙甘露，他们都再也没有拿出东西。这无疑是一种群体性焦虑。他们是上世纪60年代生作家，他们的前一代作家，50年代生作家，通常被称为“知青作家”群体，包括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张炜，还在源源不断地写，隔一两年就拿出一部长篇。这个时候质量甚至已经不重要，只要有作品就标明你存在，就像对许多老年人来说，水平可能并不重要，就看你能不能活得比别人长。当然，这群作家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张承志，他别有所求。
尽管余华可以用各种个人原因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拿出小说，但这种窘境无疑有深层次的共性。在我看来，余华及其他先锋派作家遭遇的困境或许可以概括为“老形式遭遇新现实”。他们的写作是“不及物”的，就是说与世俗现实没有直接联系，是想像力智力的组合，是才气灵气的宣泄，他们习惯于冥想、高蹈，迷信“怎么写”比“写什么”重要；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变化了，无论是文坛的现实还是生活的现实，都转变为实利主义、急功近利的，这个时候受欢迎的是通俗小说化的“及物写作”，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小说就是什么样子，读起来一点不费脑子。现实的变化迫使一个作家转换看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甚至是世界观。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幽灵，游荡在上世纪90年代俗世的灰尘里。
余华能逃脱这种命运吗？余华能在强劲的生活浪涛里重新落地为人吗？已经十年了，余华式的阅读惊喜不再出现，这对于读者同样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们依旧在等待。（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