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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抒情诗”反响程一身
上周本版发表了邵风华的一篇《要歌唱，以免死于叙述》，发出了对抒情诗歌的召唤。文章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抒情诗在中国大大萎缩了。
此文是相同主题的深度延伸。作者回溯“抒情诗”的历史命运，雄辩地证明：诗毕竟
是抒情之物。在中国当下，抒情的诗歌多少有一点“过街老鼠”的味道。在西方，抒情诗最早遭到以约翰·多恩（1572——1631）为首的玄学派质疑，多恩不满于当时那种“甜蜜的”抒情诗，而是从科学、哲学和神学领域摄取意象，用哲学思辨的形式来写爱情和宗教体验，把那些不和谐、甚至不具有诗意的东西聚合在一起。如他在《别离辞：节哀》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灵魂即便是两个，/那也和圆规的两只脚相同，/你的灵魂是圆心脚，没有任何/动的迹象，另只脚移了，它才动。”但是玄学派出现后并未得到世人的认同，诗歌沿着文艺复兴的轨道步入了浪漫主义的大合唱中。继多恩之后质疑抒情诗而且发生了实质影响的是里尔克（1875——1926），他说：“……诗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感情（说到感情，以前够多了），而是经验。”从此，诗歌的河流因此改变抒情的故道而任由其中的一部分顺着“经验”的方向朝前流去，纯粹的抒情诗已经终结了。艾略特（1888——1965）则对此加以推进，认为诗是经验的集中：“诗既非情绪，又非回忆，也非（如果去曲解其意义的话）宁静。诗是很多很多经验的集中，由于这种集中而形成一件新东西……”艾略特于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长期处于西方诗坛的盟主地位，他的诗观和创作发生了更大的影响。受其影响，中国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出现了卞之琳以及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智性化诗歌。“诗是经验”说是西方哲学深入渗透诗中、以至诗哲合一的结果，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这种诗歌产生的背景是对抒情诗泛滥的反叛，其实质是为了求变创新。变革创新往往是在时世的轮回中拣起陈旧的东西以一种比较激进的态度加以提倡，但是这类人的实践有很强的实验性和超前性，非得等出现了融合传统与新变的大家出现之后才会渐渐得到人们的认同。传统为正，创新为反，融合为合，这就是偏激的先锋和融合的大家各自独特的意义。就诗是经验这种反传统的抒情倾向来说，艾略特已成为这种倾向的极限。被艾略特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叶芝则成为代表诗歌发展方向的真正大家。叶芝的诗尤其是晚期之作不乏经验和智慧，但大体上还是抒情诗，却不再是叶赛宁式的纯粹抒情，也不再是里尔克式的经验沉思，而是融合了经验与智慧的抒情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叶芝的方向才是当代诗歌的方向。回到当代中国，诗人北岛在去年接受唐晓渡的一次采访中说：“我确实只喜欢短诗，因为在我看来这才是现代抒情诗的‘载体’，即在最小的空间展现诗歌的丰富性。现代抒情诗没有过时，它的潜力有待人们发现。当今‘抒情’几乎已经成了贬抑词，那完全是误解。”再从世界范围来看，艾略特之后共有十六位诗人（限于二十世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表彰的主要还是抒情诗，如对希梅内斯（1956年得主）的评语是：“由于他的抒情诗在西班牙语言中已成为唤起高尚情操和艺术纯洁的典范。”对夸齐莫多（1959年得主）的评语是：“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典雅的热忱表达了我们时代生活中的悲剧性经历。”对另一位爱尔兰诗人希尼（1995年得主）的评语是：“在他的诗歌中，具有抒情诗和伦理上的深度，并使日常奇迹和具有生命力的过去得到升华。”这清楚地表明：诗可以融合别的东西，但它毕竟是抒情之物。（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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