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颖这个名字还会在公众注意力范围内停留多久？
与饶颖见面的时间是由她确定的，5月1日下午，地点是北京阜成路上的黎昌海鲜酒楼。这是一个需要准备足够费用买单的地方。不过，饶颖真正选择接受记者采访的地点是附近的麦当劳。“以前有钱的时候，经常会到这里来吃东西。现在，更多的是买杯可乐，一个人呆坐几个小时。”短发，白发明显的饶颖并不介意初识者的惊讶，甚至主动地告诉记者，“
曾经有媒体形容我就像环卫工人”。饶的坦然还包含了些许自豪，她把那件化纤质地黑外套磨损厉害的肘部，还有左肩8厘米左右的裂痕一一展示给记者看，“我不是一个对物质有太高要求的人”。所有对这桩包括了名人、性与背叛故事女主角的形象想象，都需要打一个大折扣。
4月20日《北京晚报》一条不足200字的消息，使赵忠祥以被告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保健医生状告赵忠祥拖欠治疗费，法院已受理。但真正让媒体一哄而上，是两天后出现的事实:女医生曝与赵忠祥7年情感纠葛，曾为此两次住院。悬念随即解开——保健医生的名字叫饶颖。饶颖与赵忠祥这两个名字终于同时并列出现于众多媒体之上。
坐在记者面前，饶颖非常清楚她所有努力希望达成的目的。一年前，饶即开始了她的申诉，申诉对象既有媒体也有相关机构，还有法院。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到目前为止，“有18家媒体采访了我”。现在饶颖的工作之一就是“让朋友把网络上的新闻与评论收集打印出来”。但对媒体的报道，真正让她满意的似乎不多，“前两天有个报社打电话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说是不是真的。我当时就火了，拒绝了她的采访”。
社会等级悬殊的男女主角，构成了这一新闻基本的张力。但是，令人困惑的事实是，这一事件中的男主角赵忠祥接到记者的电话，永远是客客气气，却把所有回答问题的责任交给了他的律师王富。
如果算得上交手的话，细察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也仅一次。王富律师对饶颖诉由的质疑，“央视是事业单位，赵忠祥是正式员工，有医保，有合同医院，怎么会去单位医务室看病？即使说去看病拿药没给钱，也是欠中央电视台医务室的钱，该医务室管他要，也不能算欠饶某个人的钱”。此后，王律师除了代表赵忠祥发布过一个声明，再没有实质性的声音出现。
男主角方这种战略性的缄默，使原本这场充满冲突的新闻事件，逐渐演变为一场独角戏。饶颖与赵忠祥这两个并列的名字，现在只剩下饶颖这个名字还努力地停留在媒体上。
在“五一”长假七天时间里，无论保健医生还是赵忠祥，都让媒体失去了兴趣。但是，这一事件仍被推动着，新浪娱乐介绍说，“今日（5月7日）饶颖与新浪娱乐频道取得联系，就状告赵忠祥一案发表声明”。看上去这是对男主角方不回应的一个充满愤怒的声明:“三千多元的背后，饱含着一个女人的血泪史，不仅应该把事实说出来，而且应该让赵忠祥接受审判”；“赵忠祥现在一味回避媒体，并不是他有君子之风，据我所知他是一个无理争三分的人，为什么这次一反常态，原因只有一个他心虚，他害怕了，其实他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法院并不能对人的灵魂、道德进行审判，但我可以让整个事实大白于天下”。
截止本文发稿期限（5月10日），男主角方仍未对声明本身作出任何评论与反驳。事件也由欠款、法院审理、性与背叛上升到灵魂和道德审判。与这个一路走高的个人声明相对应，法院的审理尚未开始，基本事实仍然缺乏公正的第三方认定。在饶颖发布个人声明的同时，她告诉媒体，“目前最大的难题就是还没有找到为自己辩护的律师”，“希望好心的律师帮助她免费打官司”。
在麦当劳餐厅里，饶颖对自己的医术有不低的评价，“在任何地方行医，我的专家门诊的队伍都是排得最长的”。但她伸向薯条的手，让记者注意到其指甲缝里的黑垢，显然这并非短期积累而成，或许与她近期的奔波有关。记者对医生形象的想象，因此同样也打了折扣。后来记者与中央电视台相关人士联络，其介绍说:“我们这里确实有医务室，为台聘人员服务，但我们并不叫他们为保健医生。”
公允地看，饶颖的严谨仍然让记者印象深刻，采访快结束时，她拿出录音笔要记录谈话及她的要求。她的记忆力之强，甚至让记者惊讶，曾有一位记者与她相约在餐馆里采访，“后来他竟然走了，结果我自己掏钱付了餐费。一个盒饭。五块钱”。
赵忠祥的故事更像一份复印件，只不过主人翁的名字由张铁林、黄健中换成了赵忠祥。很难说女主角们的创意是谁启发了谁。报道女医生诉赵忠祥案的记者于飞说他2003年就接到了饶颖的投诉材料。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张钰开始和她的小霞导演“真人秀”的床上戏。但是，新闻仍由一个叫周璇的女孩夺了先机。
张铁林向记者回顾那一事件，很精彩，“因为我的意识疏忽，以至于污染了环境”。
环境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还不脏。媒体报道周璇，一个正在为自己的纪实小说《绝美》签名售书的成都女孩“突然哭诉”:“曾经有一个以演皇帝而出名的影视大腕，答应出席我的签售会做嘉宾，但要我到北京去请。我去了之后，他却提出了我不能接受的要求……”“周璇抹着眼泪说，‘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媒体的同情演化为找出“皇帝”真身的愤怒，张铁林上场——他形容说自己“就好像在街上散步踩到了一堆狗屎，踩都踩到了还能怎么样”。环境真正被污染是签售会6天之后，周璇约请记者称，“在这件事情上，我成了个别媒体的枪手，我和张铁林老师都成了新闻炒作的受害者，我是第一受害者，他是第二受害者”。媒体被很轻蔑地打了一耳光。
接近一年之后，记者采访周璇，意外的事实是，对于曾经下跪要拜其为师的张铁林——周璇现在的称谓是“某人”——“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过‘某人’的戏，只是别人说他有名，我又找不到自己心目中首选的人（参加签名售书），所以后来才找到‘某人’。”面对记者的意外，周璇非常坦然与放松。往事仿佛用橡皮擦一样，擦掉了。
有意思的是，张铁林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也用“某个人”、“个别人”来称呼周璇，他的愤怒因此而清晰明确。张拒绝叙述周璇提出的那段经历的具体事实部分。在周璇改称自己和张铁林都是“受害者”后，双方并未达成任何意义上的和解。张铁林以索赔100万元为标底起诉了“某个人”，官司他胜诉了，但是，“为什么大家不注意结果”？张铁林现在仍很困惑。不过，至少周璇还是注意结果的，在官司结束后她告诉记者，“我觉得自己赢了这场官司，只要赔偿金在10万以下，我都可以接受”。
饶颖诉赵忠祥案，则显然现在还远没有到出现结果的时候。不过，饶很坦率，“立案就是胜利”。为这个胜利，饶颖努力了一年多的时间。
说起自己曾经的艰难，饶颖很慎重地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然后翻出一页给记者看，上面贴着一小条剪报，一条200字左右的小消息，是某组织进行的一个活动，请了若干社会名流担任“爱心大使”，其中就有赵忠祥。饶颖用手比划着逐字逐句读到“赵忠祥”这三个字出现的部分，然后合起笔记本，很郑重地放好。转过来表现出生气的样子说她看到了报道之后，给主办单位打电话，“就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爱心大使需要什么素质;第二、知不知道赵忠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让我不要乱讲，要有证据，……那好，我就给证据，我写了38封信，一级一级地给他们寄过去，……结果一点消息也没有，没有人管！”饶颖说自己最气愤的地方在，“我这是为他们好，这么高的级别，可他们请的是什么人？日后大家知道了说起来，这是他们丢脸的事情，我认为我做得很对，我这是对他们负责。”
在为别人考虑为别人负责的同时，饶也为自己开始了奔波。对赵忠祥的投诉从中央电视台到广电部，然后是到公安局报案，同时向许多媒体打电话，到法院递交诉状。最令饶颖愤怒的“8次到法院递交诉状，都没有人理我”。第9次选择去了丰台区法院，“本来也是不抱希望的，没想到那里的法官居然问了我一些问题，就接下了”。
那份被北京丰台区法院接受的诉状写道:在2002年八九月间，原告曾为赵忠祥治疗右脚骨折后遗症，使赵忠祥的伤情得以痊愈。治疗结束后，原告曾多次向赵忠祥催要治疗费3800元，可赵一直未支付此费用。要求赵忠祥立即支付3800元治疗费，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治疗与费用的故事并不是饶颖的重点，她告诉记者“重要的是立案了”，她有了“可以到广场上说话的时候”，果然，媒体蜂拥而至。饶颖开口，“我和赵忠祥之间有过一段长达7年之久的情感纠葛”，接下来，“饶颖自曝为赵忠祥两次怀孕”。性故事才是真正的重点。
女主角以及她们的社会等级
饶颖对自己的种种遭遇的原因分析是:社会等级。自称目前已修完了MBA的所有课程的饶颖，说自己未来的规划是做一个CEO。记者的问题:“有地方愿意请你就职吗？”饶颖的答案:“我自己做企业不行吗？”社会学者以对资源的占有来划分社会阶层与等级，饶颖以经历为自己定义了一个社会等级。
修完MBA所有课程，有着做CEO的梦想，无论是普通人的想当然，还是社会学者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定量分析，拥有这种条件的当事人，对自身社会等级的评估会高于实际。不过，饶颖没有给出记者这种印象。在采访中，但凡涉及到自己的个人信息，饶颖都会斟酌再三，极其谨慎。同时也没有出具证明自己北大、中医药大学以及MBA等学习经历的材料。她的“社会等级”感叹，令记者意外。
职高毕业后，决心到北京寻找发展机会的张钰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坐到北京的。“当时心里其实很害怕。路上觉得自己的肚子不舒服，跟乘务员说了，可是她们不搭理我。心里真的很凉。”张钰让自己的父母与家乡人大大地知晓其名字，是那桩以录音带为证据，证明导演黄健中与她的朋友“小霞”发生性关系的事件。记者当然好奇她的父母如何看待这件她为主角的新闻事件，“他们打电话来问我，我跟他们说我有分寸，让他们不要参与太多，不希望他们知道太多，他们也就相信，不问我了”。
比较起来，张钰有着基本的坦荡。
“我们的家境并不好，家里有4个孩子，我排行老三，除了二哥，其他都是女孩。我属于夹在中间的孩子，所以从小就特别想引起父母的注意。”张钰自述8岁前在农村长大，但只是“暂时在农村长大而已”，“有记者弄错了这个区别，特别可笑”——“8岁的时候，参军的父亲把我们全家接回到城市”。进城的感觉对张钰来说很新鲜，但马上又感觉到了不适应，小学与初中“经历了许多艰难、伤害和屈辱，特别难熬”。其原因，是因为她之前一直生活在乡下，口音、家境、穿着，甚至卫生习惯都成为同龄孩子取笑的谈资，直到高中毕业之前，张说自己都是“很内向的，也不出众”。
改变张钰的人生标向的第一桩事实，是在职高时代表学校参加省级歌唱比赛，张说“她得到了当时省音协一位主席的赏识”，“当时那位老师授课的价位是每课时80元，但对她可以降到50元”。但这笔费用对张钰来说，“还是太贵了，家里有4个孩子，全靠父母的工资，那时的工资又不高”。张钰跟着老师学了半个月的民族唱法就停止了，“我也跟家里哭过、闹过，但有什么办法，家里的实际情况就摆在那里”。这半个月的学习，张钰称就是“接受专业训练的开始”。
到了北京，张钰也有两次接受“专业训练”的经历。“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影视公司办培训班的招生广告，报名费600元，交钱了，后来才发现是个骗局。”当时的张钰也很害怕，但不甘心，“我还是一个人去要回了自己的报名费”。第二次培训是北京电影学院办的班，费用上千，“这次是真的”。因为这次经历，张钰很自豪，“我接受过一年半的专业训练，不是什么都不懂”。培训期间，张有机会做模特去拍过一个洗发水的广告，拍完广告回来，“同学们羡慕得不得了，都围过来问我挣了多少钱。”“在我们那个班上，我算发展最好的，除了一个女同学拍过两个MTV，其他的都没有什么消息。”但是，第一个广告拍过后，把下半年的课上完了，“闲了半年，一个镜头也没上，心里挺着急的”，“但是圈里的人我谁也不认识，特别没辙，睡觉都睡不着，特别难熬”。
规则想象与攀升通道选择
在张钰那桩事件里，后来有媒体公布了张自称证据的一部分录音内容:
女:那很简单，你知道一个男人要两个女人上床是什么样的结果吗？
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女:这件事是靠我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男:你说，你还有什么意思？
女:我的意思很简单。第一，从你下集开始……我毫不掩饰我的目的，我就是想演戏。
男:（语调突然提高）你如果这么威胁我，那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
对此境况的一种假设是，如果男方同意了对方要求，这个故事还会演绎成新闻吗？
向记者描述自己的形象，张钰说:“在剧组的时候，刚开始化妆谁都不会特别注意我，但等到特别正式的化完妆，化妆师都会大吃一惊，说我一下子变得特别漂亮。”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显然没有事先由化妆师特别正式的化过妆。记者很奇怪她为什么最终还是被拒绝了，这个问题自然没有答案。
张钰录音带事件变为媒体新闻报道后，黄健中的说法是:确实跟两个女孩吃过饭，但平常能喝不少酒，而那天只喝了一点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一说法让媒体拼命地涌向张钰，寻找“是否在酒菜里下药”的证据，自然这是一个徒劳的追问。半年之后，这同样是记者的问题，同样没有答案。
跟录音带里“毫不掩饰我的目的”一样坦率，张钰说自己是按规则在游戏，“只是因为对方不按规则，所以才不甘心”。在张自己的描述里，从2000年开始，她的演艺道路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陆续有了上戏的机会，“想干点事情必须长点心眼，女孩子要有智慧”。记者询问她曾与什么有名的导演合作过，很遗憾，她说的几个名字，记者都不认识。一个偶然的机会，张结识了她所认识的人中“最有名的导演”黄健中——“圈里有多少漂亮女演员，你说自己合适，她还比你更合适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东西，有时别人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录音带事件因此产生。主动被动甚至不在张钰讨论的范围里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张钰说到自己的动机，“当然希望自己事业更进一步，更具体地说，就是希望能够上黄健中的戏或者其他知名导演的戏，当然希望是主角”。有意思的是，张将自己的选择扩展到女性群体的层面，明示她个人的奋斗是“一种女性的抗争”，“你说为什么我之后现在会有这么多的女性站出来呢”？——其实，记者并不清楚她所说的“站出来”是什么意思。更有意思的是，张钰非常不认同周璇，理由是“（她）没有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给自己“客观评价”。而周璇同样有对张的不认同，她更不满媒体将她与张钰联系起来，“我跟她（张钰）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饶颖的动机是什么？几位直接参与此事报道的娱乐记者表示他们同样疑惑。
没有任何第二个信息源可以提供佐证材料是赵忠祥版本故事的基本真实特征，由饶颖完成的叙述是这样的:“当时，我忍了，因为考虑到自己已经结了婚，有家庭，有孩子，当时的工作也很好，不想把事情闹大，影响家庭和工作。我宽恕了，并不是因为那个人是赵忠祥，换成其他人，我当时也会宽恕他的，当时自己没有一点法律意识，现在的法律意识都是在后来经历中学会的。当时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真的就想息事宁人。”
很合乎逻辑推进的叙述，在稍作停顿后，奇峰突转，细节饶颖说不想再谈，但结果:“我真的爱上了他（赵忠祥）。”
希望饶解释其间因果，是一个徒劳的期待。中断的因果，接下来，饶说自己是个信宗教的人，“这7年的纠缠，就是‘命’”，“我信仰的核心，就是‘因果报应’”。饶颖说，她其实一点也不想走到今天这一步，这原本是她和赵忠祥两人之间的事情，她的解决方式，“原来是想‘肉烂在锅里’，关起门来说，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结果不行，那只好打开门说，还不行就找第三个人来听，还不行就到院子里说，到街上说，再不行上广场上说”。
在这些并不连贯，难以建构因果与转折关系，同时也缺乏第三方信息佐证的叙述里，饶说自己“真的只是要赵忠祥给个说法”而已。她所期待的与张钰的区别在于，她并非追逐个人的“事业更进一步”，她要求，“哪怕今天结婚，明天离婚都可以”。但是，按照她自己的规则，“这个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已经停不下来了，也不想停下来了”。
双输角逐下谁输得更多
周璇与张钰版本的两个故事，从新闻的层面，已经演完，有了讨论双方角逐谁更有获利的可能。饶颖的“审判”才刚刚开始，现在未必有足够的信息空间。不过，男女主角如果没有媒体，断不可能有这等故事传播。媒体也是角色之一。
与赵忠祥的关系，饶颖定义为:“婚外情”。对婚外情是否道德这个问题上，饶颖的辩解逻辑是:“婚外情是不道德的，但不道德中也有道德的一面。”而她就是这个“不道德事情中道德的一方”，因为“我的行为对得起所有的人，我对谁都仁至义尽了”，“甚至对赵忠祥的家庭也没有造成伤害”。但是，对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饶拒绝谈论，“不想影响到孩子的将来”，而对自己的家庭，她说:“不知道父母知不知道，但现在他们还没有打电话问过，……如果他们看到了什么或者听到了什么来问，我会跟他们说那不是我，同名同姓的人多了。”
对于张钰，“利弊”有着精确的计算。她的结论是:弊大于利。“利，以前拍过的片子很多没有机会面世，而现在这个‘风风火火’的事情之后，很多片子有了面世的机会。”张钰觉得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在她家乡的电视台，“可能他们是出于好奇，但不管怎么样，片子播出了”。而弊，张的答案很书面语言，“人们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她说自己听到圈里一些朋友告诉她，有的导演不敢让她上戏，怕她来了剧组乱套，这让她觉得很可笑。还有剧组会顾忌用了她之后，“领导怎么说，别的导演怎么想”。她说自己能够理解，但她又希望“一些有远见的导演能够冲破这种障碍”。
采访过程中，张钰经常会重复的话是，“真的只是希望有点机会在这个圈里做一点事情，只是想演一点戏而已，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她希望时间能够改变人们对她“过于刻意”的看法。不过，现在的自己，张钰坦陈已经“不可能做一个平凡的人了”。如何理解“平凡”，张举例说，“如果哪一天真的被逼到退出影视圈这一步，我一定会做些事情让大家记住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对于自己的角色，张铁林很无奈，“我是个公众人物，这种公众人物的标签，不是我喜欢，是因为职业而来的。”即使隔着漫长的电话线，记者仍能感觉到张铁林的不平，“为什么这些行为不能通过法院，而要通过媒体来解决？”记者尝试联络黄健中与赵忠祥，结果并无采访的可能。在这等事件之中，选择战略性缄默，从效果上看，甚至比张铁林打一桩标的为100万元的官司还有用，虽然官司张最终还是赢了。
媒体研究者蔡雯有一个经典的反问，“你不觉得媒体的公信力是最大的受害方么？”一位国外同行建议记者:“‘绯闻’改为‘闹剧’可能更准确。”-
娱乐新闻的中国报道者
绯闻叙述的“罗生门”
从最初的周璇到当前的饶颖，事件的版本并没有太大改变，爆料的当事人、媒体，以及爆料者目标指向的第三方，共同完成着一个“罗生门”式的绯闻叙述。作为链接起这组叙述的媒体从业者而言，娱乐记者的身份原本并不是太尴尬的事情，尴尬的是在事件进展中自身也被演绎成关乎娱乐的那部分。
一度成为饶颖事件的关注中心，对娱乐记者于飞而言，实在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被同行报道暗示性的指责为提供“饶颖自曝两度为赵忠祥怀孕”不实材料的始作俑者，他所在的媒体，以在版面上刊登声明“所有报道均有采访录音以及饶颖本人签名”的郑重方式予以回应。于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自己的报道同样表现出问心无愧。介入这一事件，于飞回忆，早在一年多以前，是饶颖主动打电话找上门，叙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并寻求帮助。饶颖的叙述显然很能构成一定的吸引:名人和丑闻，以及动情描述所能引发的同情。
在线索的诱惑和可预见的震荡性报道效果之间，于飞说自己选择的是“仔细核实”，同时“等待时机”。他为此与饶颖保持了一年多的联系，希望饶颖能够提供“更多的实证性材料”，而如何确保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于飞的方式是“每次重要采访都会录音”、“要求饶颖在自述材料上签名”，以及对于相关细节，比如饶颖关于强奸的报案，尽可能向第三方核实。但是，对于核心事实本身涉及到的赵忠祥一方，于飞也承认，自己的求证并没有能够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饶颖单方面提供材料的可推敲之处，加上在接触中“对饶颖本人的疑惑与不确信”，成为于飞搁置相关报道时的主要顾虑。即使是现在，于飞坦言他“对于饶颖这个人仍旧看不透”。
在此期间，饶颖寻求帮助并主动爆料的媒体显然不止一家，但各媒体彼此很有默契地保持沉默。曾经是京城媒体圈知名娱乐记者的杨劲松与四川媒体圈知名娱乐记者杜恩湖虽同样保持着缄默，但两人及其所在媒体的态度依据并不相同。杨劲松的判断是“一起无聊的炒作，有冤就去告，告了我们就可以报道，空口说的东西是很不负责任的”。而杜恩湖对记者的表述，则是“从来也不会去做‘第一炮’”。
僵局的打破在饶颖诉赵忠祥拖欠医疗费正式立案之后，这个消息也是饶颖主动向媒体发布的，于飞也在第一时间获知，但并没有充当第一个报道者。《北京晚报》就立案一事首发消息之后，于飞报道中刊发的饶颖自述材料节选成为重磅炸弹，于飞再次跟记者强调，他的“采访全部都有录音，自述有饶颖签名”，整个报道也是“经过仔细考虑”。报道刊发所能引起的反响，也在这样的考虑之中。但饶颖的时任律师以及她本人在报道出台后的表现，是出乎于飞意料的，于飞对此事的调查求证因此变得更加戏剧性，至少他与饶颖就此事对记者的表述，成为另一个“罗生门”版的故事。
饶颖首先开口，她的表述，是于飞事后主动约她吃饭，希望她能够就怀孕一事写确认声明，饶颖说自己拒绝了，她不肯解释原因，但这次的见面让她“很气愤”:“他居然马上翻脸，不买单就走了！”于飞回忆的差别在于主动要求见面的一方是饶颖，而且名义是“说她想喝汤，要我请她吃饭”。于飞承认，自己的确是带着饶颖所说的目的赴约，他的气愤在于，见面后饶颖“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而且“拒绝写申明”，“真的是有些烦她了，所以懒得跟她纠缠就走了”。于飞更强烈的“厌烦”，源于“饶颖的反复和变卦”，给他所在媒体造成了更严重的困扰。出于“做独家报道，同时也同情饶颖，给她提供帮助”的目的，他曾经以媒体的名义与饶颖多次商谈，希望饶颖能够独家提供部分“更实质性的证据”。报社方面甚至已经给她请好了律师和医生，双方进入到“签约的实质”，饶颖“虽未明确同意，但也没有反对”。但在“只欠东风”的时候，“饶颖临上飞机前两小时变卦了”。反观饶颖的态度，却是言之凿凿地对记者表示她的气节:“他们居然要求我提供全部原始性的证据，复印件都不行，这怎么可能？原件是我确保自己安全的根本！我再穷也不希罕他们的邀请！”接受记者采访时，饶颖并不吝惜用刻薄的词句描述于飞的行为，但事后6天，于飞告诉记者，饶颖依旧在主动与他联系，而目的依旧是“需要经济援助”。
判断依据与价值权衡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三起类似事件中，媒体的不同判断依据和求证方式。
是否有法律依据，是第一种判断标准。杨劲松和他所从业的媒体非常看重这一点，周璇事件和饶颖事件，他们的介入时机，都是在事情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从民事官司的角度入手报道”。杨劲松看重的求证，是在“拿到双方起诉书”的基础上对双方的采访。对于“一直没有告上法庭”的张钰事件，杨劲松一直没有跟进，并视之为“最低级的炒作事件”。
事实本身是否存在，这是另一种判断标准，三起事件中大多数媒体的行为也试图指向这个层面。这种判断背后的求证方式及其相似:采访录音以及单方当事人的亲笔签名。相对于饶颖与张钰事件中另一方主角的沉默，周璇事件更具备一个“罗生门”事件的特质，周璇、张铁林和媒体三方提供了三个事件版本，此事首批参与者之一杜恩湖的回忆很典型:“有采访录音，部分稿子还有周璇签字”，杜强调这样做是他所在媒体“原则性的工作要求”，包括采访时录音和有争议性的报道“必须先传给当事人看”，取得一定共识之后再刊登，这样“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对于这种“证据”的价值认知，记者之间很有共识: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可求得“心安理得”。
而价值权衡，成为趋同标准背后最具差异性的东西。于飞对张钰做了一次专访之后，认为是“一个恶人设计了一个圈套”，停止了对此事的关注。而另一家媒体的时政记者吴蔚在接受报社的采访任务后，虽然也有对于黄健中身份的顾虑，但该媒体认为背后“涉及娱乐圈潜规则这种有价值的话题”，用了一周时间来采访后，吴蔚描述自己的采访深入到对张钰自述全部细节的询问（当然，过于低级的除外），亲验了张钰提供的全部证据——两盘录音和“更有说服力”的某些东西，同时也向黄健中一方求证，“不记得发生过什么”是惟一见报的收获。但吴蔚对于同样主动找上门来的饶颖，是明确的拒绝，“就算是真的，也纯粹是名人的私隐，没有意义”。
在娱乐新闻报道方面颇有口碑的《明星BIGSTAR》，却以近乎相同的热情关注了三个事件。曾经担任该报主编的曾光明对记者回顾了2004年4月之前（4月之后他离开该报就职英国《OK!MAGAZINE》中文版主编）该报对于三个事件的关注。报道的理由是，“名人既然从自己的影响力中获益，那么理当接受媒体和公众对于他的监督”。对于爆料的三名女主角，曾的看法是“只要能够自己提供足够证据就可以被报道”，这是为了“满足娱乐读者的知情权”。曾反问记者:“为什么周璇就不能被报道？她的事情本身值得让读者知道，因为张铁林作为公众人物，影响力足够大。”曾同样要求记者获取双方说法，可对于“如何证实双方证据的真实性”，曾承认，“有时候的确无法确认，只能尽力而为”。至于相应的女主角是否可以利用媒体获益，曾认为“那不是做新闻本身应当考虑的，公众的需求才是第一位”。
公开名人信息，不论是8小时之内还是8小时之外，提供更畅通的认知渠道，这是曾光明提出的观点，而这个过程中，“不应当因为个别记者的个人行为不当，来否认整个媒体确保公众知情权的努力”。“按照事实的发展，来做一个跟进式的报道，不会对读者造成误导。”在“以法律作为最后底线”的状况下，“发生误差的娱乐新闻相比其他种类的新闻，并不会对社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已经不再做娱乐记者的杨劲松更为坦白，“不用太强调娱乐记者行为的动机，娱乐记者跟其他记者一样，不过是一个不同的工种，说穿了还是媒体行为”。他会认同《北京青年报》关于“张默打人事件”报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记者正好亲眼看到了打人，这个基本事实是存在的”。-
如果去掉名人与性这两个因素
名人、性——由这两个因素构成的娱乐报道类型，赵忠祥是最新的男主角，排在他前面的有张铁林、黄健中。三个故事过于相似之处是:女人、性侵犯或性交易（甚至只是性要求——是否成立尚存疑问）、向媒体申诉、媒体介入、绯闻事件。当然，女主角们要说的可能是一个“女人的血泪史”。对于她们，性是什么？有一种解释:武器
张铁林向记者回顾那一事件，很精彩，“因为我的意识疏忽，以至于污染了环境”
与再三强调自己“不是不遵守规则的那个人”的张钰比较，自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上层的周璇已经将那段过去用橡皮擦擦去了。
在官司结束后周璇告诉记者，“我觉得自己赢了这场官司，只要赔偿金在10万以下，我都可以接受”
“不用太强调娱乐记者行为的动机，娱乐记者跟其他记者一样，不过是一个不同的工种，说穿了还是媒体行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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