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五月风暴”一直延续到1969年，但没有扼杀戛纳，1969年5月，戛纳准时开幕，反而因“五月风暴”而诞生了“导演双周”单元，该单元旨在“发现和展示发展中国家青年电影导演的最新成绩以及值得关注的电影现象”。但事实上，1969年的选片却进行得不那么体面，它甚至是在秘密地、名哲保身的政治官僚主义原则下展开的。当时的人们没多少心情关心戛纳，世界范围的“左翼运动”和“青年造反”阴云弥漫，美苏“核武器”竞赛逐渐升级，几乎没人提起1969年的戛纳。
1988年5月戛纳电影节开幕，前苏联影评家、电影记者卡普拉洛夫照例前去戛纳采访。他当时的心情非常差，而且，他也感到有些“西方”记者的心情跟他一样差，他们用一些办法反复打探：为什么今年的竞赛片没有一部前苏联电影？8月，卡普拉洛夫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安德烈-鲁伯廖夫悖论》，披露了1969年纳选片过程中的“安德烈-鲁伯廖夫丑闻”，旗帜鲜明地对戛纳电影节存在的“政治官僚主义”进行了批判。
原来，1969年，前苏联流亡电影诗人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拍摄数年的巨著《安德烈-鲁伯廖夫》报名参加戛纳，这是世人皆知、翘首以盼的杰作，影片描述了俄罗斯著名画家安德烈-鲁伯廖夫的一生。戛纳选片的时候，卡普拉洛夫也在场，选片人看过影片之后拒绝了该片进入竞赛单元的要求，只能“允许”进入”非竞赛单元”，原因是依据“某些政治要人的观点”。这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不公正的带有明显政治痕迹的误判。
1969年，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没有来到戛纳，他的缺席是对戛纳的抗议。国际影评人协会给《安德烈-鲁伯廖夫》这样伟大的影片颁发了“国际影评人大奖”。1983年，塔科夫斯基来到戛纳，他的《乡愁》被戛纳电影节授予“电影创作特别大奖”，算是对他的某种补偿。
1988年的戛纳选片再次上演了“安德烈-鲁伯廖夫”丑闻，前苏联有20部影片提出申请，选片人只给一部发了通行证，之后这部影片也以“没能在电影节前制作完”的借口被无理拒绝，卡普拉洛夫问道：“到底电影节需要什么影片？……我们要等待的是那些至少具有智慧的眼光和创造的呼吸的影片，而不是这部影片来自哪一个国家，是谁在哪一个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它！”
我们无法统计在“冷战”中，还有多少部《安德烈-鲁伯廖夫》，被潜在的官僚主义和政治倾向遮盖了光辉，可这一切不可涂抹、不可更改，必须写进戛纳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