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域外杂记 犀 骨在俄国看中国杂技
在沃洛涅日碰巧看到了中国杂技，一个来自新疆的私家班子从俄罗斯中部开始巡回演出，演到罗斯托夫后北上进入沃洛涅日，他们想继续北上到莫斯科演出。
俄国人没有杂技这个说法，他们把这样的杂耍和技巧统称为马戏。俄罗斯的大小城镇
里都有马戏团，而且都是一样的圆形场地，演出的节目也大同小异，驯马驯兽、滑稽、飞人等等。中国风格的杂技俄国人并不了解，尤其是看到演员出台后他们更是有很多惊讶———出场的小演员最大的十几岁，最小的才六岁。报幕员拿着话筒给观众们一一介绍，我却听到了我身后有小观众问妈妈，他们那么小，不上学吗？演出的节目很精彩，滚杯、顶缸、走钢丝、钻火圈，甚至有飞刀和车技等高难度节目。观众们并没看到他们的“马戏”中熟悉的驯马驯兽，却给了中国小演员们持久热烈的掌声。
我不由得走到后台找到了年龄最小的演员，小姑娘满脸稚气，惊奇地看着我说，你是中国人吗？是吗？你会说中国话吗？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中国人了，都是俄罗斯人，我想家……一个师兄走过来把小姑娘抱起来，给她擦眼泪擦汗水，安慰她说，我们去了莫斯科，就回家，就回家……
戏班子的老板四十多岁，他不愿多说话，只是微笑着看着我说，孩子们家里都很穷，出门挣点钱，出门挣点钱啊。
我从沃洛涅日马戏团了解到，这个来自中国的戏班子并不是被邀请的，而是自己出来的。他们每天两场演出，门票收入是400到800美元，他们赚400美元，戏班子共有16人，吃，住，车费，一切开销都在这400美元之内。
演出的时候我听到俄国小朋友问，妈妈，他们不上学吗？散场的时候我听见中国小朋友在后台互相安慰，我们去了莫斯科，就回家。正在白话郑平纸条学者林启东
大概是初二的下学期，我们班终于出了一件大事：林启东给庄媛媛写了一张纸条，被班主任发现，贴到了教室后墙的板报里。
虽然上中学之后懂了些事理，男女生同桌不像上小学那样在桌面上画三八线了，但是比不懂事的小学更加雷池森严，壁垒森严。当时有一种特奇怪的现象，某男生必须跟某女生说什么的时候，往往不能直接面对面地说，而是通过第三方转达。比如，张仪经常对我说：魏冬冬让我提醒你一下，今天是你和她做值日，其实魏冬冬就坐在我后面，而张仪却跟我隔着四排座位。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了避嫌还是别的。
其实林启东给庄媛媛的纸条上就一句话：晚上看电影你的座位是多少？看电影是学校组织的，男生女生一般各坐一排，不得不在同一排的时候，中间肯定有几个老师隔着。可怜的林启东大概也就想找跟庄媛媛近一点的一张票。东窗事发，学校的布告上说林启东同学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影响，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林启东的妈妈出事后赶到学校，一进门就看到了布告，她有严重的心脏病，看到最严重的一句“沾染了资产阶级流氓习气”时差点晕厥。也正是她的病情救了林启东，学校怕出人命，没敢再追究下去。林启东只被撤了班长，以观后效。
像当时满大街十分普遍的大批判稿那样，布告浓墨重彩白纸黑字。由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没有再出什么事，也就没有新的布告覆盖上去，处理林启东的那张布告在那里贴了很久，直到字迹褪色，只剩一张白纸，死死地巴在暗灰的水泥墙上，日晒雨淋下，皱皱巴巴地憔悴了很久，让我们久久地怀念林启东———那时，他父母已经把他转到下面的一个公社中学。临走时他父母给学校写了封感谢信，一是感谢学校把自己的孩子从资产阶级泥坑的边缘挽救回来，二是感谢学校坚决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孩子留了一条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道路。
林氏父母在信的最后感叹道：多好的学校多好的老师啊。教导主任在全校大会上念完这句话之后接了一句：多好的家长啊。教导主任慷慨激昂，把纸在手里挥得哗哗乱响，不多的几根头发也激动地飘扬成散乱的一堆。
林启东教授现在是北京邮电学院某科研项目的学科带头人，专门研究起纸条来了。提及此事，仍然哭笑不得。工厂故事 翟海林闹 鬼
厂里和香港合资重建细木车间，虽然在资金、技术、设备上厂子都完全有能力自己搞定，只因挂上合资的牌子会减税，才找了一家香港公司合资。香港老板姓方，自称是佛家弟子，强调严格管理，又要不失人情味。他要我们按厂里的习惯，不叫他老板，叫他老方。细木车间施工中，挖出几具白骨，老方一惊一乍说风水不好，不知道在哪儿找了个神汉，又是烧纸，又是放鞭炮。木器厂防火第一，为了配合他烧纸放鞭炮，水龙带、灭火器厂里准备一大堆。最后生产部长总结道：“这香港人才开工就把厂子搞得乌烟瘴气。”
怕啥偏来啥，细木车间开工以后一直不顺利，好容易正式生产了，又出了件邪事。车间里有时头天下班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上班时，车间里又变得满地灰尘，操作台上的木板也会掉在地上，整个车间仿佛遭过台风一般。虽然出这种事时，都是夜里刮过大风的，可车间门窗紧闭，无破损现象。车间主任细细查过后，没发现什么漏洞，就报给了厂部。老方知道后，一口咬定是闹鬼。那些白骨不安生，坏他财路。这时我们老板出差，他也不等我们老板回来，自作主张要把“鬼”镇压下去。正儿八经找了几个和尚，把一尊巨大的佛像请到车间，连烧香带磕头，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差点失手用灭火器直接喷他。
老方虽然虔诚，这佛可不怎么给他面子，车间里还是继续闹“鬼”。等我们老板出差回来，听说了这事，气得当场和老方拍桌子。说车间里放着一大堆世界先进设备，搞个大佛算怎么回事。让老方怎么请进来的再怎么把大佛请出去。老方听了这话，脑袋晃得差点从脖子上掉下来，死活不同意把佛像请出去。老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唾沫星喷得满天满地，老方油盐不进，甚至以撤资相威胁，坚持人在佛像在。两人谈了一天也没结果，老板急了，要亲自住到车间里把“鬼”捉出来给老方看看。当天晚上谁劝他也不听，找工人给他支张床，扛着铺盖卷就住到车间里。
连着在车间住了几天后，老板宣布“鬼”已经被捉到。原来问题出在车间里遍布的除尘筒上，这些除尘筒通到车间外面，夜里有风时，风从除尘筒灌进车间里，车间里就像遭了风灾。在改进除尘系统的当天，顺手也把老方的大佛给请了出去。老板在现场洋洋得意指挥工人干这干那，老方也讪讪地过来和老板打哈哈，问老板在车间里一个人住，怎么会不怕鬼把他抬出去。老板说：“自己心里没鬼，也不用怕外鬼。”听了这话，老方脸一红。城春草木城城姜花不知道
元旦我回我南方的家，却很意外地遇到姜花。花摊就摆在人行道上，一天一地的白花，茎长而饱满，立得直直，花开得高，却微低着头，瘦瘦的骨感女子，盛放也像半开。摊前高高挂出大报纸，“姜花。”一笔字倒是拙劣。
这就是姜花？我差点脱口而出。最早知道姜花是在亦舒小说，《两个女人》还是《玫瑰的故事》？总是雪洞似的房子，几上一只水晶大瓶，瓶里一大束姜花，在闷热潮湿的夏夜，带着一阵清凉……她笔下的香港似乎是永恒的夏天，姜花总与夏天一起出场，芳香，热烈而安静，侵略性的，像白衣女郎幽幽的大眼睛……
我在南方的暖冬里遇见姜花，有冬夏不分的疑惑。一块钱三朵,我给出一张十元钱去。卖花人热切地说：“我天天来这里，几时要买，我都在。”又点点报纸，上面留了八位电话号码，“打电话也行，说找卖花的张老头。”我一低头接过花束———明天我就上飞机了。
那一晚睡不实，睡睡醒醒间，一种奇异热辣的香满山倒海地过来。五点我起床，迷迷糊糊到了客厅，扑面看见静静开放的姜花，有一种恍然大悟。
再没见过姜花，也没打算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遇见。春来无事，我闲翻《九歌》：“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我早知杜若是香草，还是顺眼瞥了下注：“一有说是姜花。”吃一惊。
把书架翻了个底掉，找到了《楚辞植物图谱》，有杜若的照片，小小的看不真切。只觉得雪白傲岸，花与花之间，有不合群的疏离。我很快查出来，至少有两种姜花，一种也叫蝴蝶兰，属于姜科，而另一种是杜若，属于鸭跖草科。
我很用心地想：我遇到杜若的可能较大，因为屈原的故乡原也是江南———但香港当然也是南方。我错失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邂逅了我的阅读又失去了另外一些。
几乎像一篇小说了。长途旅行里遭遇两个好男子，火车驶入黑暗的隧道，忽然我唇上来了一个吻。还来不及惊动，窗外又是蓝蓝的天。是他，还是他？啊，姜花不知道。西北偏北张海龙巴丹吉林遗梦
进入巴丹吉林沙漠之前，我们四处搜集地图，欲窥之全貌，欲在其中发现未知世界的种种奇妙之处。因为此地多年来罕有人迹，未得深入考察，地图资料相当缺乏。最后到手的，只是一张军用等高线图和一张多年前航拍而得的大致轮廓图。靠近沙漠东南边缘，星星点点散布着众多湖泊标记，让人心头一震。有资料显示：沙漠中湖泊星罗棋布，有113个之多。其中，常年有水的湖泊达74个，淡水湖12个，总水面4.9万亩。湖泊芦苇丛生，水鸟嬉戏，鱼翔浅底，享有“漠北江南”之美誉。一片不毛之地，竟藏有这般人间仙境。
我们穿越沙漠的前方目标，正是这片湖区。计划书上，罗列了此次沙漠探险活动的保障项目：坐骑是训练有素的骆驼，直升机可以随时出现在头顶的天空，大米、蔬菜、方便面、牛奶、水等物一应俱全，海事卫星电话、GPS卫星导航定位仪齐备，还有专事沙漠研究的专业人士。只管放心大胆地往沙漠里走就是。地图在手，胆大妄为，专业人士用一根指头自上而下地用力一划———我们从沙漠西北角内蒙古额济纳旗古日乃乡出发，向东南而行，穿越整个大沙漠，在湖区休整，然后到达甘肃金昌。看着那根专业的指头在地图上如此轻易流利地划过，我们没有异议。我们想像着在沙漠里经过数日烈日和风沙的反复作用，终于到达湖区，把滚烫的身体投入到清凉的湖水中———噢耶，那叫一个爽。
事情当然不像指头划过那样容易，我们一路历经烈日、干渴、驼队炸群、腹泻、沙尘暴、与驼工反目、内部分裂等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连三十公里都没走出，就被扔到沙漠边缘的某片一无是处的沙子上晒太阳。一直到等来骑着毛驴的蒙古人的救援，全队人马才稀稀落落地撤出。
几乎与我们同步，《美国国家地理》，这本大名鼎鼎的杂志也在进入巴丹吉林。好像就是两名摄影师，他们从东南端的金昌直入沙漠湖区，花高价雇用沙漠车，并雇用当地人作向导。第一次，他们在湖区扎着帐篷住了十五天。拍完片子出来，想想不甚满意，掉头再进沙漠。又拍了二十天，搞掉了几百个胶卷。再出来，再不满意，再进。如是者三，该杂志在沙漠里耗费了一个多月，花了大量的钱，最后发出来一张照片。
把这故事讲给一些女人听，她们都对地理没什么概念，也不知道此杂志为何物。想了半天，只好说，当年那个《廊桥遗梦》里搞婚外恋开小卡车的摄影师就是为这家杂志服务的。
这么一说，她们就全明白了，眼睛里满是对遗梦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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