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住院了，我忐忑不安地守在家里的电话机旁，等待着她老人家的手术结果。
在我刚刚满月时，母亲由于过早地下地操劳全家六口人的生活而患了重病，饭也吃不下，喝一口水也会呕吐。当我刚会扶着桌子学走路时，我又患了脊髓灰质炎，双下肢瘫痪了，大病初愈的母亲从此背着我走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每天早晨，母亲往布袋装上一个窝头，一块腌萝卜，然后背上我，步行要三十分钟的路程才能到公交车站，换乘三次车，到位于五棵松的三五零一医院做埋线（刺激已经麻痹神经的一种手术方法），之后再赶到海军医院扎电针灸。中午吃饭时，母亲给我买一碗馄饨或一个带芝麻的烧饼，她自己则啃那个又冷又硬的窝头，喝一口医院免费提供的凉开水。下午背着我回到家里来不及歇口气，居委会的大妈又来催母亲去挖防空洞，参加义务劳动或政治学习。晚上忙完家务，母亲坐在冰凉的土炕上开始一门心思地为全家老小缝补衣服，或者纳底做鞋子，记得多少次我夜里醒来，母亲坐在我身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双腿牢牢地夹住夹板，在厚厚的鞋底上用锥子费力地扎个眼，用麻绳反复地勒着。母亲说，她知道我可能很少穿鞋走路，但她还要为我做最舒服的鞋。
我渐渐地长大，体重也增加了，记得我七八岁时，一个冬天的早晨，母亲在我厚厚的棉衣外又裹了一件棉大衣，背着我去医院做治疗，在上车时被人群拥倒了，母亲摔倒了，可却用手护住了我，我吓的大哭起来，母亲转身又把我背上，一直背到医院。后来等回到家后，我才知道母亲的膝盖磕伤了，青青紫紫的肿了起来。可母亲只是对我说：“孩子，只有你能好一点妈就认了。”
每次做完治疗，母亲看到我的双腿还是像面条儿似的无力，便流着泪背上我回家，可母亲从未放弃一天为我治疗，整整十个春夏秋冬，我就是这样在母亲的背上度过的。
母亲为了我能走得更稳些，少跌跤，十岁那年才让我读小学一年级，这近十年的日子里，母亲为了给我看病，每个月中旬就筹划去哪一个邻居家能借到钱，因为月初父亲发了工资就要马上还债，之后就所剩无几了，便又开始借钱度日。
母亲为了缓解因为我治病而极度困难的家庭经济状况，去了一家大工厂做临时工，与男人一起背水泥，每袋水泥的重量都要比母亲的体重沉重很多，到了夏天，刚出厂的水泥又烫又沉，和着汗水一起灼烧母亲的脊背，母亲后背的皮肤一层一层地脱落，这样的工作母亲一干就是十年。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都参加了工作，都有了自己的家，离开了父亲和母亲，退休的父亲几年后患了脑血栓，瘫痪在床，母亲又毅然担起照顾父亲的重担，母亲为了使我们安心工作，安心照顾幼小的孩子，所有家务都自己承担了，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也累垮了。几十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使母亲的腰椎多处骨质增生，行走十几米腿就疼得抬不起来。即使这样痛苦，每次我回家看望她老人家时，母亲总要亲自去商店买我爱吃的食品，我走的时候，母亲一定要将我送到距离家有五百米的公交车站，看着我上车。车开动了，母亲才恋恋不舍地蹒跚着向家的方向走去……
每当这时，泪水总是模糊了我追随母亲背影的视线。
现在备受疾病折磨的坚强的母亲终于同意接受手术，但愿她老人家从此不再有任何病痛的困扰，安享晚年，在此，我也祈祷天下所有的母亲幸福安康。
李宝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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