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脉贤
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竺沙雅章先生，是日本一位颇有名气的研究中国宋史的专家。他说，研究宋史不能不涉及徽州。那时，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徽州是腹地，是军需饷银来源地。我补充说，程颐程灏到朱熹，逐步定型的理学，我们称之为“新安理学”。集大成的朱熹，历来自己表明是“新安朱熹”。新安，是他的故乡。同时，新安是他传播新儒学的主要
阵地之一。新安而歙州而徽州，也是宋徽宗时开始定名徽州，一定就八百年不变。徽州这个地区中，朱熹的治家格言与以后的朱伯卢治家格言，如“不义之财勿取”“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等等，几乎是家喻户晓，特别深入人心。竺沙先生对此很有兴趣。“朱伯卢何许人也？”他生于明万历年间1617年，死于1688年。1636年就已载入考亭朱氏文献全谱。考亭，即福建建阳朱熹讲学之所。可以推断，朱伯卢是朱氏后裔。实际上，朱氏这些格言，已经是世人尤其是当时徽州及其沿边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一带人们的共同规范。
竺沙教授非常感兴趣的是徽商的形成与衰落。他说：“许多文章都讲徽州山区地少贫瘠人多，从而要走出去经商。”而今天，我的观点对他另有一种启示。
我讲到，过去徽州人尽一切努力走读书致仕经商致富的路子走出徽州，有一个内在原因：徽州人大部分来自中原。不少是中原的名门望族，由于战争频繁，朝廷更迭，一批批辗转逃往南方。到了徽州，一看这里是关山阻隔、道路不通、消息易断，掩名埋姓而因山清水秀、气候适中而适合休养生息。但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更宽广，一有机会，就要走出徽州。所以，徽州人是十中有三在邑，十中有七在外闯天下。
我列举了许多地方如苏州潘姓、扬州江姓、湖州张姓，都是当地大姓，但都是徽州人。而现在黟县、歙县、绩溪许多姓胡的，原本姓李，是唐昭宗的幼主被乳娘带回徽州（一说是皇后化装民妇带出来的）而改姓胡。太平县崔姓是唐崔护国后代，徽州张姓是张良后代，苏姓是苏东坡弟弟苏辙后代……竺沙教授不断点头，他说：“有理有理，要说徽州地贫地少，我没到徽州之前以为是主要原因，到这里一看：徽州的田够肥的，这里的地也宽广的。起码比我们日本宽阔，而且还有不少是平地。山地也翠绿丛丛，好地方。实在不能讲地瘠地少。反正，不是主要原因。”
讲到徽商的儒商气质。他询问：现在的徽商，还有没有讲义而不讲利，讲利不忘义的？我不否认有求利不止而忘义之人，但历史的继承性，“祖宗的传说”，后人往往是念念不忘的。我向他介绍我看到的一件事：西递村参观，大家都看到“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对联这一家。这家女主人也摆了小货摊。竺沙先生到过这家，很有印象。我介绍到对联中的“效好”是动词不是名词：效，是学习效仿之意，不是效果的效。在中国对联中是非常讲究对仗的。词义、词性都要求严格对仗。“效好便好”相对的是“知难不难”。学好，学的什么？学仁、学义、学德性。这家女主人在找顾客钱时缺二元。客人说：“算了、算了！”女主人倒讲出了一番动人的话：“我出价的钱，您接受了的，这是我应得的。这二元是我不应得的。我祖上胡贯三老人讲过‘不应得之财不可取之。取之则谓取不义之财。取不义之财则为不肖子孙。’”便跑到邻居换回零钱退给了客人。巧就巧在当时我就在现场。竺沙先生听了频频点头，对导游说：“我又了解到一份新徽商的资料。”
导游洪蔷，原是康辉旅行社的导游。考取日本京都大谷大学之后，竺沙雅章是她的导师。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学生把一些导游中用的传说神话作为徽州文化的内容解释时，常常受到老师的善意驳斥。这样，才想起特邀我作叙谈。而我认为一个外国人热衷于徽州文化的研究，对中国学生如此认真负责，那我是义不容辞地要多提供资料并多阐述自己的观点。
徽州文化研究的世界影响，也可从竺沙教授的教学内容及此次旅行的经历得到证明。他说：“这几年，徽学的概念，在日本提得很响。不少大学，似乎都有了这个结论：研究中华文化，研究明清历史，研究中国艺术等等，都不能不研究徽文化。”
我告诉他：已开过一次全国徽学研讨会、多次国际徽学研讨会。又分别开过戴震、朱熹、胡适的国际艺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日本朋友参加。我们还打算召开朱子思想国际研讨会。到时欢迎他来参加。
他表示非常乐意来学习、来研讨。我想：在研究徽州文化中，我们会再聚会的。我深情地感谢一批批不是徽州人的徽州乡亲，他们是那么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灿烂文化。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6月16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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