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曾经因为侵权问题与余秋雨直接对薄公堂。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表示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是不值一提的。
“记忆文学”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忆可能出现偏差、错误甚至是人为的修改。读者无法判断其为真，也无法判断其为假，因此无法确定它的可信度。若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这个概念就更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余秋雨玩的文字游戏和商业噱头，它没有任何价值
。
作为与余秋雨打官司的少数胜诉者，我觉得余秋雨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他起诉古远清和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行为，其主要目的还是出于商业炒作。像他这样的文人，一旦没有什么事情引起大众的关注，他自己就会挑起一些事来吸引大众的注意，起诉我和古远清就是这样。余秋雨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诉，主要是为了和解。和解才是他最大的胜利。他与别人打官司，很多时候都胜诉不了，一旦胜诉又会产生质疑。
他的做法很有意思，开始时口放豪言，声称自己有绝对把握胜诉并提出高额赔偿，一旦开始打官司了，又想显示风度，要求和解。与古远清打官司是这样，与我打官司也是这样。
余秋雨从来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特性，也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性。他一直追求权力，追逐资本，以二者的结合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前一段出的《笛声何处》分明是以前在台湾的一篇演讲和一些旧作拼凑而成的，偏偏要说是新书。在一些针对他的批评中，余杰的批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要他忏悔的显然是要求太高了。这个开口文化、闭口文化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文化大师，实际上是常识性错误的大师，而且往往被人揭露后拒不认错。余杰等人对他的道德批判不能真正影响到他著作的销售，而金文明的书才对他造成了致命威胁。金文明的书出来后，他的书不仅在内地销售下降，在台湾也一样，连发行人都很担心。
我与余秋雨没有个人恩怨，他也不值得我仇恨。
他的“记忆文学”不过是一个商业幌子。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准备以余秋雨为个案，对中国文人做一次审视和分析。
本报记者张弘采访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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