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弘采访记录在余秋雨文革身世引发众多争议时，学者丁东曾撰写文章，对文革写作班子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余秋雨如果要出回忆录，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文革”时期的经历，我倒可以说说这件事的一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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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上海有很多写作班子，“石一歌”就是其中之一。它开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鲁迅，属于文艺组或文学组。余秋雨文革初期挨过整，后来因为笔杆子好而被起用。他是“石一歌”中的成员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四人帮当时在上海有一份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一份文学杂志《朝霞》，当时影响很大，上面经常发表署名“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余秋雨参加了集体写作，这毫无疑问，但哪些是他写的，他发挥了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就事后的情况来看，余秋雨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有一篇叫做《走出彼德堡》的文章可能与他有关系。当时，有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回城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又不能回。尽管作者主观上没有这样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实际的后果。

　　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窄，也没有独立空间。他们被编入单位，档案、工资、福利待遇都由单位所控制，连出差都需要单位开证明或介绍信，不像现在可以回家做自由撰稿人。那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被选上，当御用知识分子，他们很光彩；一类没有被选上，很失落。就当时的情形来说，知识分子都被御用，都在随大流，跟着主流跑，批胡适、批胡风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比一个厉害，反潮流的人太少了。顺便说一下，在那样的情况下，林贤治对于顾准是过分苛刻了。

　　因此，余秋雨参加写作班子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的知识分子整体都不光彩，并非余秋雨一个人。余杰要余秋雨忏悔不合情理，如果这样，该忏悔的人就太多了。同样，不能因为余秋雨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况且，对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结论，他在打倒四人帮后被冷落过一段时间。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中，他吐露的想法是真实的。但是，他与肖夏林、古远清的官司不该打，别人都是文艺批评，不是人身攻击，这两场官司有作秀和炒作的意思。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