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2004年，一个叫刀郎的人以无法阻挡的势头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歌手。
一个唱新疆歌的33岁汉族人，沉寂多年藉藉无闻之后，完全没有借助任何商业宣传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唱片卖出了几百万张，是最近10年来的唱片销量之冠。
一个真正民间本能、自发、口耳相传造就出的流行。
“这是对中国唱片业、传媒业一个极大的讽刺。”乐评人、媒体人王小峰如是说。
王小峰
乐评人，专栏作者，记者，网络音乐论坛版主。
1967年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供职《三联生活周刊》。
涉足音乐评论多年。最早的摇滚乐拥趸，多年欧美流行音乐研究与介绍者（曾与章雷合作主编160多万字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近年来越来越关注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民族民间音乐。
第一次听刀郎，是半年前，在北京，一个老同学的车上。同学是个念旧的人，毕业十余年后仍是只在开车时听校园民谣。但是去过一回新疆之后，换成了刀郎。
很不敏感，当时并不以为意。以为那只是一个人在怀念新疆———有的时候人就会这样，莫名其妙地对一处偶然到达的异域产生近似乡愁的情感。
直到那天，一个远在纽约求学的朋友和一个同一屋檐下办公的同事，在同一天里前后脚地问我：“听过刀郎的歌吗？”才意识到对上面那件事自己可能解读错了关键词。这时，已是6月，打开门探出头去，才发现刀郎的声音早已经扫荡了大街小巷，即使是在北京。
“如果某些歌曲被发廊或是服装店认可播放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深入民心了。”再加上满大街出租汽车司机师傅的录音带卡座，刀郎此番流行来得不由分说、不容置疑。
每一次的流行背后都有一张世风民情的脸，至少，是某一时段下文化的镜像。上周六，北京某报整版刊出《满街刀郎让唱片界神经绷紧》，表达了对此现象的看法一种。旋即在网上招致刀郎迷火攻，争论自此上演，不少发言都相当情绪化。至16日上午，新浪网上对该新闻的评论已达119页。
这样的时候想请人谈刀郎，王小峰说：“我最合适。”5月底，王小峰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当彭丽媛遇上刀郎》，做了京城媒体解析“刀郎现象”的开篇。他也是报道出刀郎唱片销量大概数字的第一人。紧随其后，或严谨个案分析，或放言轻松调侃，他又有三篇谈“刀郎流行”的文章见诸《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到网上搜索“刀郎”，目力所及几乎所有关于刀郎的报道里，无一例外全有引用自他的话。
“全中国的乐评人里只有我在写刀郎。”在听说了有些媒体因为刀郎被北方主流媒体关注而发出“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听者的悲哀……这些曾经推动和经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乐评者和从业者，在到达了一定年龄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倒退”的慨叹之后，上周日晚面对记者，王小峰把这句话说得很大声。
13日晚10点，在后海临水而居的一处酒吧跟王小峰谈刀郎。露天的座位，于是周边各处、各种现场演奏的乐声做了我们谈话的背景。我们的采访至午夜方散，其间不断有背着吉他的流浪歌手走过来问“要不要点歌”。
“他们中间，说不定就有几个刀郎！”王小峰指着他们的背影对我说。
刀郎的流行狠狠地给中国唱片业、传媒业那帮自以为是的人抽了一记耳光
记者：为什么今天电话里一说我要找个人谈刀郎，你就说“我最合适了”？印象里从没见过你这么夸一个人、愿意为之鼓噪，以至于之前我还曾经以为是你跟宋柯他们联手在推这个人。
王小峰：没有，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刀郎。我知道他是在“五一”之后，在那之前实际上北京就已经有了。他去年在新疆就开始流行，在新疆之外的地区流行也是挺早的了。只是大家都没有去正视这个。媒体现在关注一件事其实都挺被动的，很少主动去发现一些事情，发现一些新闻。
记者：那这个算是你发现的吗？
王小峰：在北京，据我所知，最早是《音乐周报》和《京华时报》介绍过他的专辑，但把这个现象分析上升到一个形而上的角度肯定是我干的。我觉得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满大街都在放刀郎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介绍。我注意是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特殊，第一是他这种流行方式，在没有媒体任何提示的前提下完全自发地流行。第二，他音乐的这种形态我比较感兴趣。
我就开始去找他们那个发行公司，然后通过北京一些做发行的人来了解刀郎的情况。一了解我就发现不得了，现在盗版在市场上可能就能占到500万张，正版我估计，保守地说也可能在300万张。这样的话，它就是中国今年发行量最大的一个片号了。这种销量，可能10年了都没有出现过。
凭空炒作一个人没有意义，但现在刀郎火了，反过来你去分析他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事儿出现就是对中国传媒业、唱片业的一个极大讽刺。正是我希望能出现的那么一种现象，就是狠狠地给这帮自以为是的人抽一记耳光。
刀郎这个东西能成功，唱片界该反思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他会被大众接受？而且在没有任何宣传的前提下？你整天拼命地宣传，为什么没有被大众接受？你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了？我更多地是从一个你音乐圈里边做事的方式去分析。刀郎这个现象放在整个唱片界的一个背景下来考虑，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
记者：刀郎真是没有任何宣传吗？不是说他那个发行公司“任何宣传都不做，就请音像店放一小时刀郎的音乐”？这是一个确实的事儿？
王小峰：这个事儿是我采访他们发行公司的人，他们跟我这么说的。但我怀疑他们连这都没做。
记者：就是说放他的音乐是那些音像店自觉的行为？
王小峰：我觉得他那个东西，你乍一听确实会觉得挺吸引人的。尤其那种音像店里的服务员，他可能没有受过什么太高的教育，他对音乐这种东西的理解也不像专业的人那么深刻。他完全是凭一种直觉，这东西好听那就是好听。很多人还是那种观念，就是，这音乐必须得是这圈儿里人认可才怎么怎么样。刀郎等于把这帮人全给讽刺了，“你认为好的东西老百姓不喜欢”。
媒体现在在面对刀郎的时候，它把音乐给等级化了，这是挺可怕的一种现象
记者：但是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就是好吗？
王小峰：不是。但是老百姓喜欢的东西至少证明它是成功的。你从一个艺术水准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确实不是那种艺术水准很高的。我也承认，他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他被大众接受了，你作为唱片界的人你应该去反思。
但话又说回来，你不能说大众喜欢的，你就觉得它不是一个好的东西。音乐感动人的是什么，咱谈一下本质的东西。音乐是靠一种本质的东西去打动人，而不是靠你故意去做出某一种姿态，或者某一种风格。刀郎他这种音乐就是一个很直接的。那些发廊里给人理发的人，那些给人家洗头发的小姑娘，那些服装店里卖服装的人，老百姓对音乐的理解是最纯朴的，那就是能打动他他就去听它。那我们现在都有文化、有档次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喜欢它我们觉得跌份，我们就是倒退到80年代了，倒退20年了。我觉得这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记者：现在有一个观点：“刀郎的歌，的确很流行，但是，这只是流行，绝对不是音乐。”“刀郎现象，中国的流行乐史上曾有类似典型，从早期的迟志强牢狱系列以及《纤夫的爱》、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甚至曾经的‘菜市场之歌’《心太软》……”
王小峰：他们认为这都不是音乐。我告诉你，迟志强当年流行的那段儿“囚歌”，那是最本质的民歌，我小时候在东北呆的时候就听过，歌词是后来填的。那个曲调就是中国最民间的民歌，那是流行在东北大地上的一种音乐。雪村，你不管他怎么去包装他的这种音乐，但他受欢迎。你说他讨巧可以，你不能否认它是音乐。《心太软》怎么了？“菜市场音乐”它毕竟也是音乐啊，难道菜市场卖菜的、买菜的人就不该去听音乐吗？你不能说流行过火了，它就不成其为音乐了。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判断。
记者：咱们还是先不谈态度吧。这一派观点也是有它一个系列的技术分析来支撑的，比如提出刀郎“在歌词创作上的幼稚”，“有位评论者的看法很犀利：‘刀郎的这种创作水平，除了自身浮躁、累积得不够以外，根本上还是思想、意识的高度包括起点本身有问题。’”
王小峰：我看了一下刀郎写的那个歌词，其实他是受新疆人那种民歌写歌词的方式影响挺大的。它是一种叙事的方式，它在表达一种感情的时候他不矫情。你歌词写得好，或者你音乐写得怎么样，那是有相互关系的，就说我歌词的那个韵脚，跟这个韵律特别和谐，刀郎能做到。在此之前我就觉得许巍能做到。他能做到我让这歌唱出来的时候特流畅。你看现在很多人写的歌，其实你唱起来的时候是很别扭的。这是一个功夫的问题。
我觉得西北的东西、新疆的东西，一直会很受欢迎的。那地方的音乐是一种很健康的音乐，那里人表达一种情感的时候都很直接：“爱你爱你我真爱你，我找个画家我来画你。把你贴在那吉他上，我抱着吉他我抱着你。”现在人连直接表达的勇气都没有了。拐弯抹角地矫情着，还觉得自己挺深沉的。
记者：可能有人更倾向于觉得那样更高级吧。
王小峰：音乐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我觉得媒体现在在面对刀郎的时候，它把音乐给等级化了，我觉得这是挺可怕的一种现象。音乐只是表达人的一种感受、情感。它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念过多少书没有任何关系。那些发廊里的服务员他听了贝多芬的音乐可能也会感动的。音乐应该是面向大众的。这句话到任何地方你都说得过去。你说BEATLES所有的歌词，写的深刻吗？没一首深刻的。但它为什么成为经典？鲍勃迪伦那首《答案在风中飘荡》，写得那么直白，但是它流行了那么多年。最终BEATLES成为一个经典，成为20世纪的一个文化现象，就因为喜欢他音乐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种族、地区、语言，它已经跨越了所有这些界限了。但是它的东西是最简单的。《Yesterday》，多么简单的一首歌，但它是全世界播放率最高的一首歌曲，麦卡特尼靠这首歌他能活一辈子。你能说什么，对吧？
现在大家判断音乐都是基于音乐之外的这种因素，最后自己都不知道音乐是什么了。所以刀郎他的出现，当他把音乐归还到一种本质、最根本的一个根源的东西的时候，好多人就不知所措了，然后就开始上来胡说八道了。所以我觉得商业的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会把很多东西弄得特别扭曲，然后大家在一种扭曲的标准上再去做出判断和理解，那肯定就更扭曲了。
刀郎给现在的音乐人，提供了一个范本，关于音乐应该怎么去面对公众
记者：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回解读刀郎的事儿是从你这儿起来的。以前我找你都是谈格莱美，乐评圈儿里说起来早期你更是“除了摇滚对别的都嗤之以鼻”，那么一种状态。
王小峰：没有，我其实是一直关注最民间的东西。我在关注全世界的民间音乐。我从中发现一点，在没有被商业化所污染的这种音乐当中，你能从它的那种旋律、节奏当中，听出一种人类最本性的东西。那种最本质、发自乡间地头山野的声响，它是最能直接打动你的。所以反过来再听那种最商业、最流行、最时尚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差别就特别特别明显了，你觉得它对你身体的那种打动完全是不同层次的。
然后我就开始怀疑，这种商业的东西，它可能就是满足人的某一种情绪，而真正那种发自内心的、来自最朴实的那种地方的音乐，恰恰是它能打到你的心里。我在丽江听一个76岁老太太唱歌，她用纳西族的那种语言，我一句听不懂，而且她只唱了连一分钟都不到，但当时我就被她那种歌声彻底地给震撼了。那种音乐它特别特别好听，而且是70多岁一个老太太在舞台上唱的时候，那种感受，我觉得是很难用语言把它说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也好，作为一个音乐的欣赏者也好，你可以去喜欢你喜欢的、你感兴趣的那些东西，但如果你要去了解音乐的话，今天你仅仅了解那种商业的流行音乐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你根本不会了解到音乐的本质。
所以我觉得刀郎他有一点，他的手法或者录音什么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咱们可以先不用去考虑，他出现这些问题他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但是他唱出来了，他成功了，他热卖了，他就应该可以去说明一些问题。我觉得刀郎这个案例，它应该是给现在从事音乐创作或者音乐制作的人，提供了一个范本，就说，音乐应该怎么去面对公众。
再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唱片界对音乐的潮流趋势这些判断，太落后了。它在做出很多判断的时候是缺乏依据的，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很成功地做出一些事儿来。我觉得很多成功，包括刀郎的成功都是瞎猫碰死耗子。但是他成功了，我们反过来去判断这些事情、分析这些事情，你能找出来一些道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之前就去做？
记者：也未见得人家不做，兴许是太难吧。读到过一篇《“刀郎现象”猜想》，提了一个：“唱片市场是不是隐藏着某种概率问题？也就是说每经过若干年，就会有一个歌手得益于这种神秘现象脱颖而出，他的鸿运莫名其妙地吻合了市场不可预测的运行轨迹，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大火特火。”就是说大家都在试图解释刀郎为什么火。
王小峰：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如果我们分析从前的案例，会发现，内地歌坛以现象著称的案例并不多，1988年的“西北风现象”，1989年的“崔健现象”，1993年的“红太阳现象”，1994年的“校园民谣现象”，1995年的“阿姐鼓现象”，从时间上看，这些现象无规律可循，有些和中国特色有关。但从这些现象的酝酿到爆发，还是有规律的，那就是积累。背后的积累是什么？
到刀郎我觉得也是，它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量变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会发生质变，那就会出来一个刀郎。这确实是一个规律。
记者：那这个背后的积累是什么呢？
王小峰：一个是商业对文化的过度使用，导致纯朴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在大家都在怀旧，你看现在音乐做演出都是在打怀旧牌。我觉得刀郎他本身就带有一种怀旧的色彩。音乐上你说他80年代的那种音乐，没错，一点儿错都没有，他那种方式就是80年代的流行歌。但是为什么他流行啊？中国流行音乐或者整个华语地区流行音乐它有过黄金的时代啊，那时候好歌你都听不过来，现在一年能听一首好歌就不错了。还有一个翻唱，之前刘欢翻唱、郑钧翻唱、韩红翻唱，大家都在翻唱这些东西，翻唱就会形成了一种趋势，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翻唱了，老的歌曲翻唱永远会受人欢迎的。真正民族的东西，才是能够打动人的。大家追求返璞归真的气候形成了，刀郎所以应运而生
记者：这几年好像到民族地区去采风，然后用民族音乐的元素在自己的音乐创作里，也是一直有人在这么去做。
王小峰：这么做的人确实很多，你比如说黄荟、何训田，像他们做得也都比较成功，在商业上，在音乐的这种把握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因为流行文化它是没有营养的，它只是靠商业的力量把它给放大了。所以，回归到一种民间，回归到本质的音乐当中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记者：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有人在做，为什么到了这会儿出来一个刀郎？
王小峰：一棵树不是森林，树种得多了，它就会成为森林。现在大家都去关注这个事情了。中国在开放的最初，人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应该接受西方的那些东西，传统的东西我们接受了一辈子了，现在我要接受一些西方的先进的文明”。就跟当年《河殇》，黄河要流入蓝色的海洋，要拥抱蓝色的文明。这么一种姿态，也造成了整个民族一种不自信的感觉。现在我们拥抱了蓝色的文明，我们经济的发展每年以百分之七八那个速度往上冲，中国现在往前走的速度太快了。而文化跟经济的发展是脱节的，我们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之后我们接受了，但发现它实际上，它跟你心里头、你骨子里头的那种感觉是融不到一块儿的。一首歌，一首外国的歌，甚至日本的、韩国的、欧美的，你听着觉得“好听”、“喜欢”，但这东西它不是你的。真正的我觉得民族的东西，它才是能够打动人的。
中国不缺少音乐啊，可能相隔50里这两地儿的人的音乐就不一样，但没有人去关注它，觉得这东西土了吧唧的，一点儿不时髦，城里人不喜欢。但你看现在城里人整天都干什么？他们都去那种最原始的地方玩，人都不去八达岭长城了，要去箭扣长城，就因为它是野，它不是被一种现代文明所修饰过的。城里人现在都是追求一种返璞归真，音乐也一样啊，所以现在它形成那么一种气候了。
记者：是，现在小说、电影也都呈现这样的征兆，比如有人在评论“现在小说到了要用文化来输血”的时候，都市生活贫乏、萎靡，提供不了力量。大家纷纷到边地、到民间、到少数民族文化中去寻找氧气。
王小峰：就是这样，当城里人那种纯朴的感情被稀释到都快要没有的时候，他知道心里头有一种需求。我现在敢这么说，我预测到下一个真正的流行趋势就是民间的东西。但我现在不想把证据给你说出来。我能拿出一堆的证据来。你看着吧。
记者：关于刀郎带来的思考，我看你提到一个：“我们在制作、接受音乐的概念上，除了欧美、日韩、港台之外，对自己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否还有过关注？”但接着你马上又提到：“下一步是不是民间音乐和民族音乐将面临一场被过度开发的灾难？”
王小峰：我觉得这个确实有可能。因为从一个商业操作的角度来讲，当一个市场饱和了之后呢，商人会寻找另外一个市场。“女子十二乐坊”跟刀郎的出现，实际上都跟民间民族有关，大家会认为这个东西是有大市场的。反应过来之后，大家可能都奔着民间去，然后今天弄一个“云南刀郎”、后天弄一个“西藏刀郎”，这么一弄，民间音乐特容易被糟蹋。我觉得“西北风”后来就是，信天游为什么很多年之后大家都再不去提这个事儿？就是当时给糟蹋了。校园民谣也是，实际校园民谣后来一直也有，也有一些好的东西，为什么大家不碰了？就觉得这个东西被商业给开发过度了之后，大家就开始烦了。 如果刀郎咬定了不接受任何人采访，他肯定能火的时间要比他站出来去说什么，还要长
记者：那刀郎呢，你觉得刀郎接下来会怎么样？你文章里写：“作为发行公司和刀郎本人，现在可能在策划着真正的商业攻势。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刀郎就坚持住自己的神秘，永不和媒体接触，那么他会延续他的成功。可一旦被炒成一个媒体符号，那离他被抛弃的时间也就不远了。”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出来接受采访了。
王小峰：那样的话，我觉得最后他就变成一符号了。如果他就蔫了咕叽地也不露面的话，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符号。一旦他成为一个媒体明星的话，离这人死就不远了。你看吧，在这种媒体特发达的时代，谁要是老被媒体关注的话，他就快臭大街了。人的那种逆反心理特别强，这对他以后这种唱片销量，对他以后的这种人气的积聚，特别不好。所以我就说，如果刀郎这辈子咬定了不接受任何人采访，“你爱怎么说怎么说，甚至我能不露面的地方都不露面，我不接受任何采访”，他肯定能火的时间要比他站出来去说什么，还要长。
记者：这倒也是件可以拭目以待、静观后效的事。
王小峰：但现在人都很浮躁，沉不住气。刀郎一开始还绷得住，是因为一直没人给他宣传，突然有一天打开门一看，“哟，我的唱片卖这么好，我先偷偷地在背后看他们去卖这个吧”，有一种心态他马上就调整过来，他觉得这种方式也挺不错的，他认可了这种方式。但我相信他们都沉不住气。肯定沉不住气，从发行公司、经理人到刀郎本人我觉得都沉不住气，肯定到最后就成为一个媒体明星了，然后大家骂他的也好，夸他的也好，最后就乱七八糟的，然后那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挺郁闷的。所以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像塞林格似的，我一辈子也不接受采访，那不就完了吗？
记者：那你觉得刀郎这么一热闹能给大家留下一些什么？
王小峰：不会，我觉得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对我个人来讲能留下一些启示。但对唱片业的这些人，他们是不记教训的，要不然中国唱片业不会像现在这么惨。他们觉得刀郎就是一个偶然现象，偶然现象不会经常出现的。我觉得当刀郎这个风一过去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整天想着“我要做一个偶像”、“我要做一个组合”。我的话今天我撂在这儿，不信咱们走着瞧。编辑：尔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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