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军
我的中篇小说《犯罪嫌疑人》自《人民文学》今年第四期发表之后，先后被多家选刊转载。其中有福州的《中篇小说选刊》，这是该刊第一次转载我的小说。编辑部的章世添先生给我来电话，说按照刊物的惯例，需要我写一篇创作谈。“我们刊物基本上不选‘先锋作家’的作品，”
章先生坦率地说，“但这一回，你很现实主义。”章先生的电话让我联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接到了一个陌生的读者电话，对方自称是广东一家期刊的编辑，他上来就说，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历来喜欢我的小说，譬如《流动的沙滩》、《三月一日》、《海口日记》、《重瞳》等，但有一次他们看见我在《花城》上发表的《合同婚姻》，觉得好失望。他认为像我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作家，是不应该写出这样的东西的。显然，这位读者对我的期望，与章先生所在刊物对我的选择标准是南辕北辙。但作为写作者，我历来认为，一篇作品发表或者出版，就是一个客观存在，读者说什么都可以，选家怎么对待都正常。另外就是，一个作家，至少是像我这种作家，每一次的写作，选择的是他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这个意思实际上是承认了一篇小说应该有多种写法，但你只能选择最佳。形式无疑是载体，但最佳的形式就会成为被载的一个部分。因此，无论是“先锋”还是“现实主义”，在我这里都仅是一种表达的需要。一个作家不会打着旗号去走路，可是他的每一次写作行为往往会被人归纳。这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
我曾经有一个比方，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如同紫砂壶与乌龙茶。福建安溪是出产乌龙茶的地方，你用玻璃杯子沏，也未尝不可；但你还是觉得不如紫砂壶沏的舒服。这“觉得”和这“舒服”，就是因为紫砂壶已经成为被载的一个部分了，而玻璃杯却不能。其实玻璃杯未必能破坏乌龙茶的味道，破坏的是你的感觉。写小说也正是这样，叙述和汉字，对一个有能力的小说家而言，不仅意味着能帮助你说出什么来，更在于让你觉得只有这么说才舒服。顺便说一句，一个作家的观念转变并不困难，难的是他的能力。
《犯罪嫌疑人》说的，其实是一个老话题，犯罪和人性。两年前，我母亲像小说中的于文惠老师一样，患了卵巢癌。那些日子我经常奔波在各种医院里，于是关于癌症的知识，就相应增加了。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癌细胞，只要CA指数小于35，那就是正常。反之，你就得了癌症。也就是说，潜伏在你身上的癌细胞一旦被激活，大病就来了。这让我想到了犯罪。在我看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犯罪因子，就看是否被激活了。而激活，总是有着外来的因素。我们生活在一个诱惑越来越大、同时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社会里。人性总会处于一个被扭曲和不断挣扎的境地。一种人犯罪，在于本性的贪婪；而对于弱小的个体，犯罪的动机往往就是因为他自身无力承受这种压力。一旦承受超过了限度，那么就可能铤而走险。这种犯罪，我称之为“绝境中的挣扎”。犯罪常常是一念之差，所以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
然而人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包括罪行，承担责任的。
这承担，除了一个人的勇气还在于其良知的不曾泯灭。
以“犯罪嫌疑人”替代过去的“人犯”称谓，体现着“无罪推定”的确认，是中国司法制度的进步，但执法者能否做到以人的眼光去看待“犯罪嫌疑人”，就不仅是一个制度进步的问题了。前几天，我应北京大学法学院之邀，就《死刑报告》和中国的死刑制度问题，与著名法学家陈兴良教授作了一次对话，在演讲的最后，我这样说：罪人不是敌人。刑罚的本质不是要让罪人受辱，更不是要剥夺他的生命，而是要引起他内心的忏悔。
再回头说茶。还是以前说过的比方，我认为好的小说是一杯好茶，作家只能写出一半，另一半则要求读者来完成。这种写作与阅读的参与关系，如同茶叶和水，作家提供的是茶叶，读者带来的是水，好的茶叶需要好的水来沏，才会诞生出一杯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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