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人张慧瑜
“童年”与其说是生物学上的自然命名，不如说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在波兹曼的历史追溯中，希腊、罗马、中世纪并没有“童年”的概念，尽管“当童年产生时，我们便能识别它的希腊之源”，但那是“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因为阅读是特权阶级的事情，大部分人是“根本不读书的文盲”，社会交往只能通过口头的、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从而无法区
分童年与成人的界限，或者说没有区分的必要。
“童年”的诞生是伴随着印刷术而形成的，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形成了新的信息传播的方式，它打破了中世纪的知识特权阶层，使更多的人获得阅读的可能。从而，人与人的交流就由口头转向书面形式，或者说孤立的读者出现了，正如波兹曼所强调的“我们决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这种“撞击”在知识能力上就把成人与儿童区分开来，成人是可以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新成人”，而儿童则需要后天的学习才能获得进入印刷世界的能力。
尽管波兹曼并非简单地把童年的产生归结为印刷术的发明，但是印刷术使成人拥有儿童不可能拥有的信息，印刷术成为划分童年与成人的不可逆推的历史契机。而波兹曼不仅仅指出这种童年与成人之间的鲜明区别，而且把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道德化为包括羞耻感、性启蒙在内的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这成为他为“童年的消逝”
所忧心忡忡的真正原因。
童年的发明是因为童年和成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同样的逻辑，童年的消逝，是因为童年和成人再一次共享信息产生的。在这里，替换印刷术的技术转变为电子媒介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革命，图像信息不像文字语言那么抽象，而成为“一览无余的媒介”，因此，儿童和成人就可以共享信息的使用权。在这个意义上，童年面临消逝的危险。当然，作为与童年相对立的概念“成年”，也在逐渐消逝。
暂且不谈波兹曼叙述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内在视野，也不谈其媒介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倾向，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波兹曼对“儿童从未像现在一样对成人生活有那么多的了解”而耿耿于怀呢？这显然与他保守主义的道德立场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就使他对媒介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不感兴趣，或者说仅仅把童年作为媒介的产物似乎是太廉价的叙述。
尽管波兹曼提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始终是童年的劲敌”以及分析了“洛克派”（“新教派”）和“卢梭派”（“浪漫主义派”）两种关于童年的知识，但是并没有指出这些对童年的叙述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动力学关系，这就造成波兹曼把“童年的消逝”和“成人化的儿童”简单地归结为都是电子信息环境“惹的祸”，而根本无法触及“儿童”
在电视商业广告中被商品化的资本逻辑。
如果联系到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正好是里根总统上台的前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试图重提家庭伦理和传统道德的著作，可以看做是对里根主义摇旗呐喊的先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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