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人吴慧
今年初春时候，白先勇在南京。时值二月，虽然已过立春节气，但依然阴郁寒冷，南京的春天年年这样开始。
白先勇站在南京大学的讲台上开始讲话，讲的是《南京与我的小说创作》，59年前的
日子一晃便到跟前。
台上的白先勇在讲南京与台北的双城故事，说自己上世纪40年代从南京往台北的地理转移，恰如东晋之时东迁南京，两者何其相似，《台北人》写的就是一群南京人在台北的日子。我对按照小说文本索隐探寻之类的东西没有兴趣，《台北人》扉页上刘禹锡的那首《金陵怀古》其实早已说明白氏与南京的一切渊源，再做细微考据，那是以此为专业的研究人员的事情，我只是读白先勇的小说而已。
去年年底，白先勇因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苏州停留，在苏州大学那次讲的是《我的文学道路》。因为是第一次见他，所以就什么也没有听到，从头到尾就只顾着细心去看站在台上的白家五少。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看到白先勇印在文集上的那些照片时，心里只有一惊，然后继续惊下去，什么惊奇惊叹惊赞的通通有，因为从来没有想到居然是那样一张俊美异常的脸庞。
有人说他笔下总是偏爱描摹如阿喀琉斯般的美少年，当然，他写起来顺手，他自己就是阿喀琉斯。只是2003年隆冬时候的阿喀琉斯也已六十有六，年近古稀了，昔日美少年的眉目朗朗渐渐淡至暗昧模糊，只剩慈眉善目的一团，又一直笑一直笑，像个菩萨。菩萨那天穿一件红色暗格衬衫，外套一件红色针织背心，红得比里面的衬衫还要深一些。我在现实中从没见过有人敢把深浅不一的红色叠起来穿的，想象中那一定很难看，但是白先勇就这么穿来了。说实话，真的不难看，原来神仙老了也还是好看的。除去红色衬衫红色背心之外，还有一条红色羊绒围巾，被随手一团扔在讲台边上，红得刺人眼睛。要不是最后一件深色外套压住阵脚，我们的菩萨简直就是红彤彤的一片，难免叫人揣测他怀着以喜庆红色留住最后苍白青春的良苦用心。
一片红色之中的白先勇，阴性气质非常醒目，白先勇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动人的看法也早成定论。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他谈如何想起写“玉卿嫂”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他说最初只是因为一对白耳环：“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戴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由白耳环到蛊惑再到死去活来地爱人，一般男人断然不会想象至此，因为这种想象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无疑太过空灵敏感，而更像一个女人的天马行空意识流。撇开单个人物，白先勇小说里那种永久的对于青春美少年“青白的胸膛，纤细的腰身”的固执迷恋，也类似一个女人的。但是如果你有疑问，那么只要去看一看《树犹如此》，就不会再忍心对白先勇的情感世界做八卦探寻。对于能写出那样隐藏在稳定内敛声调后喷薄欲裂如丝帛感情的白先勇来说，一切都是自然，此生也不算虚假。
白先勇最近的频频露面，还是因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我们大学有集体包车去苏州看这出戏的，三个晚上演出上、中、下三本。看过回来的人好像凭空里端然安静了许多，都说“好听又好看。”白先勇对古老昆曲的迷恋当然算在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推崇和发扬里面，童年时候在上海看的一折《游园惊梦》一直延续到今天，小小舞台恰如大千世界，咿咿呀呀里唱尽似水流年。作为将门之后，白先勇这种身世变迁的飘零之感可能比常人更加浓烈厚重一些。“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所有繁花似锦、烈火烹油到最后都只剩下虚空。
但白先勇的高明恰恰就在这里，明知人间虚空一场却仍然要写要唱。都说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众生。台湾作家朱天文却认为“依我个人经验，哪里是慈悲，根本是自保。因为不敢抬眼，一抬眼，什么什么都映在眼里，看见了，就不能假装没看见，那么管是不管呢，管不起，结果只有低眉垂目不看见。”朱天文的这番论调也许不无道理，但到了白先勇这里，就真的说不通。
白先勇满怀菩萨的悲悯情怀，抬眼看尽天下世事，再低眉写下无尽沧桑，却从来不曾怯弱自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要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苦转化为文字”：从《寂寞的十七岁》到《台北人》到《孽子》再到今天青春版的《牡丹亭》，这位菩萨始终以其老练辛辣的笔调，写下一个又一个纠缠爱恨情欲的人间故事，并永远直抵人心最黑暗最隐秘的内核，叫人惊心动魄又深深沉溺。真的菩萨，又何须低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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