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对于电影，我有着和别人不完全一样的情感。在考进北京电影学院之前，我在重庆市云阳县电影公司有过有过漫长的的放映员生涯。在放映室那个相对幽闭的空间里，夜夜与银幕上人类的种种悲欢离合遥遥相对，给我一种极度虚幻和极度真实交织的感觉。放映技术是老放映员手把手教给我的，记得正式上机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叫做《海誓山盟》的印度电
影，那晚观众爆满。去电影院看电影在1986年还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消费活动，手忙脚乱的我在放映机旁边感觉自己在跟一头怪兽打交道，直到电影放完我也没顾得上去看一眼银幕。
我当放映员的时候，通常是放夜场电影。跟别的同事不同的是，白天不该我上班的时候，我也会静静地坐在电影院的一角看电影，即使是很滥的影片我也会坚持把最后的字幕看完。
小镇上的电影院放映员最害怕的事情有三件：一怕停电，二怕有人抽烟(引起失火)，三怕有人不买票(聚众闹事)。除了失火没经历过外，另两件事情几乎天天都会遭遇。1986年的小镇，电力十分匮乏，影片经常在放映到一半时，电压就不够了，电影一中断，观众就在下面使劲地拍椅子。等待恢复供电，时间显得出奇漫长。
当一名放映员不仅仅要负责完整地放完一部影片，还要掌握很多的机关，这包括场内所有灯光的按钮，观众休息厅里提示电影开映的电铃，以及银幕前用来遮挡尘土的两道帷幕的开关。灯光熄灭电影开演的同时，必须将帷幕彻底拉开露出银幕。所以呆在电影院里，会让人产生所有事物都是从一张洁白的银幕开始的幻觉。
经历了80年代初期电影院门口水泄不通的火暴场面之后，电影院开始冷清下来。1992年我离开电影院之前，单位的台球室、录象厅、舞厅的生意已经超过电影院。直到中国开始引进大片，电影院才重新找回一些观众。不过，吸引他们的不再是中国电影了。
上电影学院时，观摩电影成为我们的一门功课。最初是在位于北太平庄的洗印厂看电影，还是免费的。从电影学院的后门步行到洗印厂看电影的的那一段路，是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刻。后来，那个电影院被改建成了经营杭州菜的餐馆。看电影的地点也回到了学院。学院开始向学生收费，刚刚执行这样的政策时，大家都很不习惯。到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去看原版影片成为我当时的选择。加上法国大使馆的法国学校也经常有放映活动，办一个证件就可以进去看，不需要花钱。长此以往，法国电影也没少看。
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跟在家看DVD的效果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来说，电影院有点象一个宗教场所，它给人的感觉暧昧而又奇异。首先它是公开的、群众性的聚会场所，在那里会遇到熟人、同事、多年不见的朋友和上一次同看电影的陌生人，不知道对方姓名，可又觉得似曾相识；电影院又是私密的，你在黑夜里会不必为自己放肆地大笑而难为情，也不必为自己泪如雨下而感到羞愧。不过，间或也有私密泄露的时候，我经常会在投向银幕的光束之下，偷看旁边座位上陌生人全神贯注的表情，或许他/她正被影片里一处感人的情节所打动，我能感觉得到他/她瞬间的反应。我承认我并非世界上最好的观众，我经常会在电影院里走神，从幻觉回到现实，然后又从现实进入幻觉。
《看得见的影象》收录了我近些年所写的一些关于电影的文字，大部分是关于中国电影的。有些是在读书的时候写的，有些是毕业后所写。我应该感谢刊登这些文字的杂志和报纸，《中国银幕》、《书城》、《通俗歌曲——中国摇滚第一刊》、《南方周末》、《周末画报》、《文汇电影时报》、《北京日报》、《北京娱乐信报》、《艺术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新闻晨报》、《东方早报》、《中国图书商报》、《大众电影》、《电影艺术》、《北京青年周刊》、《美丽周刊》等，希望以后我能写得更好一些。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献给我的恩师——夏汉碧女士。
2004年春天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