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低成本电影”脱离时尚话题形成一种规模时，不难预料，一个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独特话语空间势必形成，并将由此凝聚成某种巨大的力量。
33岁的陈涛5年前在上海虹口区买了一套3室2厅的房子、2年前买了辆蓝色的“凯越”，接着，他并没有像家人满心期待地那样结婚生子，而是决定去拍一部电影。
从父母到女朋友，从同事到门口卖盗版片的老板，这部希望反映都市生活的所谓“独立电影”经历了共计87个人的讽刺和嘲笑，但这一切并未影响陈涛的热情。
年薪25万的某公司部门经理陈涛坚持说，这不是冲昏头脑的做法，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梦想。“当一个人涉足社会，发愤图强地去实现类似房子、车子、位置等的梦想后，回过头来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因为那些其实都是社会赋予个人的梦想,而拍电影对我来说,纯粹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陈涛说:“我想通过它表达出一个33岁的男人对这个世界的若干想法和看法，也想让所有人知道陈涛并不是一个只会做报表,谈合同,每年为公司盈利百万却没有任何思想的商务动物。”
白领陈涛的个人电影
傍晚6点，陈涛的身影夹杂在巨大的下班人潮中若隐若现，除了肩上背着的那款经典造型的商务包外，他的手上还拎着一台价值3万元的SONY-PD190P。陈涛接下来的安排是开20分钟的车与女主角——他的女朋友赛米碰头，然后去外滩等候志愿工作人员和他电影里的二号女主角——朋友阿莱和他家的小保姆。
陈涛的构思很简单，一个70年代末出生的都市女性，一个80年代初从农村走来的打工妹，她们在上海最热闹的街头吵架并打起来，而他在稍远的地方拍摄围观人群的反映，朋友阿莱则在人群中录音。
陈涛并不确定他的片子最后想表达一个怎样的主题，他只是凭直觉观察这个社会。“上海的社会结构很有意思，传统和新生秩序井然地存在并交错着，互相之间彬彬有礼。我们也许可以从这场闹剧以及围观评论的背后求证这个有趣的现象。”陈涛说。
按陈涛的说法，为了表达他发现的这个有趣现象并加以求证，他至今已经花费了近5万元的投资，而且还不算后期制作中租借录音棚、编辑设备等费用。据初步估计，如果完成这部片子，陈涛大约需要投入8万元。
“我曾找有经验的朋友帮我仔细做过这部电影的预算，他告诉我，拍电影没有上限，要拍成稍微像样点的片子，10万元就够了。这个数额让我感觉拍电影并非遥不可及，可以一试。”陈涛说：“其实我用的这种电影形式在国外的电影院校非常流行，也就是所谓的‘低成本电影’，它虽然省略了电影的很多复杂工序，显得非常简陋，但电影中故事本身的内涵以及表达方式能够被凸现出来，由此也能够显示电影真正的灵魂所在。”
陈涛所说的“低成本电影”在中国早已成型，但并非是西方定义中的“低成本”。与好莱坞平均每部电影6000万美元的投资相比，就算是类似《英雄》这样投资3000万美元的超级大片，也属于“低成本电影”，中国“低成本影片”的概念被定义在300万元人民币以下。过去，大多数拍摄“低成本电影”的青年导演并非如业余文艺青年陈涛那样自己选择这样的拍摄方式，而是被迫在此寻找生存空间，原因很简单，某厂、某局不会给他们任何的钱及指标。
当第五代导演日渐与官方“不谋而合”时,第六代的年轻人则隐入“地下”，“低成本电影”变成了他们捍卫并争夺自身生存空间的主要话语方式。于是，50万元人民币凑出的《小武》,30来万元的《安阳婴儿》,8万元的《我们害怕》，乃至2万元的《老头》以及仅1万元的《旧约》都陆续诞生。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无奈中催生出的“低成本电影”,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中国新型社会结构中一个日渐壮大的群体所追逐的审美目标。
影像的数字化与DV的普及更为这个群体发现美、探索美或求证美提供了一个极低的价格底线。比如，拍摄一部15分钟的短片，只需要满腔热情。租台DV一天的费用不过百元，租个编辑机房1小时80元左右。片子的题材是现代的，用的是自然光，同期录音，朋友友情出镜。拍摄情节紧凑些，费用节省些，片子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完成。
英国“低成本电影”经验
在6月6日至6月12日举行的英国电影周上，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特别邀请英国电影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伍德沃、英国电影协会国际部主任克莱尔-怀斯以及电影学院院长本-吉布森抵沪进行了一场电影圆桌会议，核心是向中国所有电影制作人提供英国本土的“低成本电影”生存经验。陈涛慕名而去，他的电影已进入了后期制作，而看过部分样片的朋友投来的赞许目光使陈涛有了让自己的电影能在电影院放映的想法，当然，能回收投资更是不错。
克莱尔-怀斯女士的建议是让陈涛将片子送去参加一些国际独立电影节，比如著名的圣丹斯电影节，或者只选处女作的诗兰丹斯电影节。
“在这些电影节上，会有大量的独立制片人和发行人去挖掘有前途的新人，当他们看中你的作品时，他们也许会提供你下一部影片的资金，而且你不用担心，国际发行人会让你的电影在最合适的影院找到最合适的观众，并获得你从未想到过的惊人票房。”怀斯女士微笑着说。
在这一点上，诗兰丹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彼得-巴里斯特也认为:“对新人来说，参加类似诗兰丹斯的电影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步，它能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正规地进入电影市场，更自由地对世界进行更天才地表达。”
不过，当几位英国电影人惊叹中国“低成本电影”的数量和市场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对于这些中国年轻的电影制作人来说，如果只是制作一部“小电影”，只用个人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那么势必也只会有很小一部分人去看他们的作品。
中产阶级扩张话语空间
试图在业余时间拍一部电影的白领、金领不止陈涛一个。陈涛在年初加入了一个民间DV俱乐部,在那里，他居然碰到了几个以往生意上的客户,他们也正筹划着“自己搞部电影玩玩”。他们的投资比陈涛更高,总额50万元人民币,当然,他们的电影仍被归属为“低成本电影”。
在中国新型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一词有效地表达了一个新阶层的出现，当代中国崛起的“新富人”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所谓“中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然而，中国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崛起，却始终无法替代他们在文化及思想领域的诉求。
“低成本电影”在中国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为中产阶级而生的，它不仅构建出中产阶级对社会的种种想像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并强调着这个新兴阶层的文化及思想诉求，并试图以此将自身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当类似陈涛拍摄的“低成本电影”脱离时尚话题形成一种规模时，不难预料，一个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独特话语空间势必形成，并将由此凝聚成某种巨大的力量。
陈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的电影还有一周时间就能完成，片名暂定为《魔幻上海》，此片虽然无分级、无通过令，也无进军任何一家院线的资格，但却是一个梦想的实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上海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