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闲话
吴兴文
日前从冷摊中淘到谢五知的《古今周年纪念特大号》自校本，除了内容吸引我之外，泛黄和变脆的纸张，乍看之下似乎很难保存。但是没想到谢五知就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
书林逸话》成名的谢兴尧，论者谓之媲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篇民国时期的旧书业沧桑，并且被收入张静庐主编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谢氏今年已近百岁高龄，20世纪30年代和简又文主编《逸经》文史半月刊，虽然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以搜集太平天国史料为主，不过也刊载人物传记和随笔；并且影响到周黎庵主编的《古今》杂志，无怪乎周氏会于该刊《古今周年纪念特大号》上，邀请他撰写《“逸经”与“古今”》。
九年前，脉望主编的《书趣文丛》第二辑，收入谢氏的《堪隐斋随笔》，将他50年前的旧作结集成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刊登在《朔风》、《艺文杂志》与《天地》等，不过书中所收的《“逸经”与“古今”》一文，删掉原刊的四首打油诗、自“注”和“圣叹批云”一千多字，令人稍有遗憾。兹将打油诗抄写如下：
一封快令下幽燕，云道将出纪念刊；
扫边角色殊心喜，也着形头跳加官。
别去春申又几年，静抚流光辄惘然；
《宇宙》《逸经》都成史，忍从泥土捡残编。
武功文治总难离，收拾八股作新题；
画期时代开风气，说文谈艺天下师。
廿年京国几兴废，莽莽红尘寄此身；
留得白头宫女在，好向《人间》说《古今》。
这里说的《人间》，即指林语堂在抗战前创办的《论语》和《人间世》，加上同一时期的《宇宙风》（即诗中的《宇宙》）、《逸经》等，《古今》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指：中国文学的发展分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两派，认为整部中国文学史就是这两派创作的消长、更迭，而新文学的源头来自“言志派”，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公安、竟陵二派的创作观点。并且可以追溯到周作人主编的《语丝》杂志，和林氏创办的《论语》等刊物，引进英式的“幽默”观念，与晚明的性灵说互相呼应，刚好形成以闲适、幽默为特色的周派、林派散文。只是1936年以后，林语堂身居海外，而使周派散文成为一枝独秀，《古今》更是其中的表率，同时也是那时最推崇周作人作品的刊物。
此外还有一段，提到谢氏为何离开《逸经》的原因也被删除。肇因于另一主编简又文听信别人的话，认为谢氏所邀的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稿件，在其他刊物重复刊载，结果造成徐凌霄搁笔。并且表示在上海编辑的《古今》，向北方邀稿，比起《逸经》只局限于广东的格局，大多了。这些事情虽然不重要，但是毕竟是史实，应该是谢氏为贤者讳，而删去的吧！
谢氏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下，用朱笔写上“五知自校本（1943年）春写于北平”，同时盖“谢五知”印，“五知”即是他的笔名。而且在有关《逸经》的编辑阵容、与重要刊出内容的行文中划线和圈点。
并且在“西去”眉批：“由南京、而汉口、重庆”，“南还”批上“即三年前汪主席组织国府还都南京”，以上这些都是他的身边琐事而已。
更重要的是，他在徐一士《“古今”一周纪念赘言》文中，特别圈点：“惟文与史虽各有其分野，而文之含义本多，史之领域亦广，两者实有息息相通之关系。固可分而不尽分也。初民于狩猎辛劳之余，围火团坐，燔食所获，于烟焰中快谈祖先之英雄事迹，兴酣更以歌唱舞蹈继之，此盖文学与历史之共同的起源。”并指出：“大史家每具文心，大诗人亦多史笔，司马迁与杜甫即为最显著之例证。”
同时直陈那时学术界的弊病：“然以过重于‘事’而轻‘人’，重常则而轻变象，充类至尽，几将以历史统计学为史学之正宗。流弊所及，史只剩留枯燥的名词数字，文只剩留浮飘的感情。其实文与史毕竟均以人类生活为其对象，史书之佳者，特具意境，正与文艺无殊耳。要之，史不可无性灵，文亦不可无实质。否则史将等于掘墓，学文亦将等于说爱，其影响殆可致民族活力与热情之衰退，非细故也。”真是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论，足以辉映刘知几《史通》与章学诚《文史通义》。所以他眉批了：“此论最可取，且与鄙意吻合。”应该可以视为他的史识、创作与编辑的观点，不知谢氏还记得否！
后来虽然有人将他近期的作品，结集为《堪隐斋杂著》，不过这两部书都只是他的文史随笔而已。并且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即未有出版社将他的太平天国研究整理出版。如今每年出版量高达六位数字，更何况太平天国研究又是谢氏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与简又文、罗尔纲并称名家，有眼光的出版家，似乎应该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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