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中最长者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沈钧儒之女沈谱口述
经历“四。一二”
父亲的一生是和共产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初，父亲参加了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最后到杭州成立了临时省
政府，这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父亲当时是省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在政策方面，父亲总是和共产党的委员（比如宣中华等人）事前交换意见、密切协商，然后再按照国民党规定的纲领办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到了三月底，张静江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到杭州和国民党右派策划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长在上海领取了蒋介石清党的密令，回到杭州深夜就开始宣布戒严了。11日上午开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华一度隐蔽起来，4月14日，他秘密赶往上海，在途中被捕，在经过残暴的审问之后，遭到了杀害。父亲当时也被拘留起来，因为国民党右派在宣中华的遗物中发现宣称父亲为“真左派”。
父亲被拘留了七天，到了4月21日早晨，他被押送到南京。蒋介石本来是想把父亲押送到南京之后就枪毙的。但是为什么父亲没有被枪毙而且还恢复了自由呢？这是因为父亲过去的一个学生马文车恰好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担任秘书处的处长。他看到要枪毙父亲他们的文件之后，私自给压了下去，并积极进行活动营救父亲。另外，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当时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员，他找到蒋介石，说像沈钧儒这样享有很高社会威望的人，如果处决掉会对蒋很不利。所以蒋介石只好把父亲释放了。
年纪最大的七君子之一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左右，在上海的父亲忽然在住所遭遇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来知道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六个人也一起被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被捕事件。被捕的当天下午，父亲等人在法庭上义正辞严、据理力争，到晚上8点左右，七个人就都陆陆续续地获得了保释。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法庭再次下了拘票。父亲到家没有多久，就又被带走了。
在囚禁的过程中，父亲与其他五位先生的饮食都是在一间屋子里。父亲跟他们提出：六个人是一个人，要有“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经过商量，他们商议出三项原则：关于团体（指救国会）的事，应由团体解决；关于六个人共同的事，应由六个人共同决议解决；关于个人的事，应由个人自己负责。他们还商量好：如果当局把六个人分开羁押，那么大家就一致用绝食来抵抗。其他五位考虑到父亲年纪比较大，表示他可以不参加绝食，但是父亲却是怎么都不肯。
父亲他们被捕前期，国民党为了阻止他们和外界联系，规定18岁以上的人不允许探监。小孩子不在他们阻止的范围之内，当时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三家的孩子都在10岁左右，我哥哥的年龄跟他们几个也不相上下，都曾经到监狱里给大人们送信或者取信出来。
七君子事件经历了很多周折，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之下，父亲他们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走出了监狱。
直接接触共产党
七君子事件之后，我开始照顾父亲的生活并且协助他的工作。当时全国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先是到了上海，后来又到达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活动。父亲到达南京之后，蒋介石单独找到父亲，要求他解散救国会，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彼此相持不下。
1937年8月，父亲和共产党开始有直接的接触。当时叶剑英曾经托别人交给父亲一个被国民党在押的地下党员的名单，让他以救国会的名义进行营救。从那以后，父亲根共产党方面的联系就一直没有断过。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
他跟周总理的联系更多一些，尤其是11月份他到了重庆之后。在重庆，父亲住的那个地方叫梁庄，住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党员叫王炳南，王炳南经常跟总理联系，父亲跟他住在对面，自然也就能知道很多信息。父亲自己也经常去找总理，常常跟他一起去的，还有董老，董必武。
到了1939年，局势开始变得复杂了。虽然还在谈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且还设置了防共委员会。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皖南事变”。这一期间，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把救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政党性的团体，进行了大量“重建救国会”的工作。后来1941年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拒不出席，父亲以及救国会也就没有参加。
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主动解散了救国会。后来总理得知救国会被解散，感到非常可惜，认为应该保留下来。在那个时期，他曾经提过一个意见，说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太优待了。他当时住的房子很宽敞，很漂亮，还有一个警卫排。但是那时候他跟毛主席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
在日常生活中，他每天都去打打太极拳，借此来锻炼身体，另外他还很喜欢打乒乓球。对于时事，父亲非常关心，对于当时的书报阅读得非常认真，在他的书桌上，摆满了主席的著作。
1957年，一些曾经跟他在一起奋斗过的同志和战友，如他的秘书李庚、民盟的叶笃义，都被宣布为右派。他感到很不理解，思想上很矛盾，也很痛苦。因为他对毛主席崇拜得太厉害了，都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觉得毛主席怎么会搞出反右的活动呢。他的这些思想，只是偶尔跟他的好朋友胡愈之有一些交流。但是对于党当时的种种政策，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去服从。
1963年1月2日，是父亲的88岁大寿，那一年的元旦，周总理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宴会，招待北京7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中央负责人等老人，为父亲祝寿，同时也算是给各位老人集体祝寿。在祝寿会上，总理说父亲是“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这是对他一生恰当的评价。
口述：沈谱（沈钧儒之女）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摄影：本报记者吴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