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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平庸的电视语言 不希望自己的节目变成观众的“收视习惯”
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元元：“有时候主持人做久了，也会觉得没底气”。本报记者徐万涛摄新闻导航
十大名栏目名主持讲坛进入第二天
元元、王长田分别谈本土化电视节目制作及娱乐产品的开发
本报讯（记者刘玮）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名主持讲坛昨天进入第二天，北京电视台《第7日》主持人元元、《娱乐现场》出品人王长田出席了论坛，并就专业问题与同行交换了意见，并向大家展示了他们的优秀作品。
《第7日》主持人元元就电视节目制作过程中的“本土化、文学性、趣味性”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第7日》的成功在于语言上的生动，以及独特、深刻、幽默的视角。元元表示，《第7日》已经从原来以揭秘、揭露、揭短为主的风格过渡到现在的从小事入手，发掘事情背后的“弦外之音”。
《娱乐现场》出品人王长田则就民营电视制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光线传媒从娱乐和体育入手，编辑一张娱乐和体育的信息网，反过来再影响这两个行业。而这两个行业的共同点就是可以直接进入其内部经营，像娱乐方面的音乐、商业演出、艺人经济、娱乐产品的开发，以及体育方面的体育赛事直播、赛事组织、体育经济都是有价值开发的。此外，王长田认为娱乐与体育的消费特点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快速的变化要求快速的传播，而将“体育娱乐化”则是光线提出的一个新观点，“娱乐化”就是把一些边缘观众包含进来，将体育也看为一种娱乐业。在面对国内激烈的娱乐节目竞争时，王长田强调最重要的是在竞争中首先找准定位，在可以挖掘的观众群里做得最好。
电视语言绝对要拒绝平庸
新京报：白岩松曾经说过，北京电视台并不是一个对培养优秀主持人十分有利的地方，因为它改版太频繁，主持人的变动太大，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元元：这个现象是存在。一个栏目应该是自上而下打造的，但现在的状况多是栏目自生自灭，没人呵护，好在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但有时候主持人做久了，也会觉得没底气了，就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车，中途没有加油站，也停不下来，这种状态很难受，现在我觉得能让我不动脑子就是最幸福的事了，所以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找个时间“充电”。
新京报：在《第7日》中，有很多节目是由一些表演、小品组成的，比如有一期节目反映现代社会大家聚在一起吃饭都是有目的的，这样的方式是否会和新闻的真实性相违背？《第7日》的定位是否还是新闻类节目？
元元：我觉得真实不是要看事件发生的时间、环境是否真实，而是要注意新闻事实的真实，吃饭这件事在事实上是真实的。我们做的毕竟不是突发事件、硬新闻，而是以反映生活现象为主。
我们的节目现在在生活频道播出，原则上应该算是生活话题类节目吧。
新京报：你的节目都很幽默、有意思，你会注意其中的文学性吗？
元元：我会特别注意文字稿件的文学性，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电视台实习时，带我的老师就说电视是视听艺术，不用这么讲究文字。
但我觉得不对，因为其实电视的成本是比平面媒体高出很多的，电视是按一秒种算的，一秒还要分24帧。
所以电视语言绝对要拒绝平庸，就算你不是所罗门也要是伊索（伊索寓言），不是伊索也得是阿凡提。
接观众热线并不是为了讨好他们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第7日》每天会接到大量观众热线反映的问题，你们就会根据这些热线找到相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问题，并告诉他们不解决就给他们上节目，这样的工作是否超出了媒体的职能范畴？
元元：的确这些不应该是一个新闻媒体所承担的，但我们也是觉得老百姓实在挺可怜的。
新京报：不是出于为了讨好观众吗？
元元：我们的出发点的确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出于新闻工作者的良知。
新京报：你们的节目有些题材很敏感，如果节目被“毙”掉了，该如何保护记者的积极性？
元元：这样我们只会给记者一个成本的补偿。其实我们的记者非常辛苦，他们常常会为了做一期节目蹲上一两天，甚至一个星期，但最后也不一定能拍到。他们根本不可能有红包什么的，人家能给你个笑脸就很不错了。
新京报：一开始你主持的节目叫《元元说话》，风格和现在的《第7日》差不多，这个节目怎么中途就不做了？
元元：那还是1998年的时候，那时候用主持人自己名字命名的节目还很少，有规定说不许节目这样起名字，于是台里就让我改名字，我觉得要改名就没意思了，所以就决定干脆不做算了。当时正好缺少新闻综述类的节目，所以就有了《第7日》。
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以小见大”
新京报：《第7日》给人很直观的感觉就是有趣，你怎么理解电视节目的“趣味性”？
元元：我们选择的“趣味性”大多是在受众经验系统之外，但又不能偏离太远的东西，比如一期节目我们做了楼上的一家人经常走路声响很大，影响了楼下的休息，楼下的人就送给他们很多双拖鞋，但还是不管用，于是他索性就送了一卷红地毯给楼上的人，这个故事就符合我说的“趣味性”的特点。
新京报：《第7日》的很多选题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特别琐碎的事情，然后从中说明一个道理，总是这样会不会让观众觉得有“小题大做”的感觉？
元元：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琐碎，我们的取材确实是婆婆妈妈的事情，但我们希望能“以小见大”。关键是怎么表现，让人觉得不是生搬硬套，还挺好玩。这也是我们节目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节目“陌生化”，可以做得更有新意。其实节目做到现在，很多观众会坚持收看每一期的《第7日》，但是其中很多人只是养成了一种收视习惯，这种空泛的好感是很可怕的。
本报记者刘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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