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为什么会想到翻译桑塔格的著作？
黄灿然：我最早翻译桑塔格，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动机较单纯，就是喜欢，自己喜欢，加上对别人也有意义，这便是翻译的主要驱策力。后来我又译了若干桑塔格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她写得很应时，我也译得很及时。
上海译文出版社大概是知道我译过一些桑塔格的东西，便邀请我译她那本《重点所在》。最近上海译文社又要我译桑塔格的一本小书《关于他人的痛苦》，由于篇幅不大，我也答应下来了。
新京报：你认为桑塔格的著作有哪些显著特点？
黄灿然：关于桑塔格的著作特点，我只能略谈印象。而且我不读她的小说，只能谈她的散文，也就是论说文或曰随笔。Esssay在中文没有对等的译法，论说文较接近，却不通用；随笔较通用，但不太准确。桑塔格的随笔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就是六七十年代那些建立她的威望的随笔，是文学、文化评论。这时期的风格，文采飞扬，充满灼见，极能激发读者的智力。这个时期，可称为随笔家时期，并兼写小说。八十年代以降，桑塔格专注于小说创作，可称为小说家时期，兼写随笔。
小说家时期的桑塔格之随笔，是探求真理，而真理有时是很老套的，因为真理永在，毫无新奇，却需要一代代作家和知识分子不断重复和强调。这就需要勇气。而智慧也正是与勇气不可分割的。有时需要大智若愚。小说家时期的桑塔格写的是大智的随笔。这惹恼了她前期的拥戴者。他们攻击她，因他们觉得她背叛了他们。有人甚至说她把重心移向小说创作，是为了得诺贝尔文学奖。
新京报：在桑塔格的小说、文论和其他题材的作品中，你最喜欢哪一类？原因何在？
黄灿然：如上所述，我像大多数读者一样，喜欢她的随笔或者说评论。她的小说我没看，原因是十分功利的。好小说多的是，很多经典小说还排着队在等我去看，我忽略桑塔格损失不大。但是，像她那么好的评论家，却寥寥可数。文学创作的历史非常漫长，可以说一开始就出现经典，好作品汗牛充栋，但评论是近一两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年来才日趋成熟的，大评论家相对少。身兼创作家和评论家的作家，往往会被读者“分割”或厚此薄彼。
新京报：也就是说，你认为她是作家兼评论家？
黄灿然：但桑塔格这位作家兼评论家，仍与一般作家兼散文家或随笔家不同，就是她还是一位公众知识分子。桑塔格作为一位作家兼公众知识分子在美国特别重要，因为这个角色不容易做好。除了做好大胆敢言的知识分子角色外，还得充分发挥作家的角色。美国尚有一些大胆敢言的作家或学者兼公众知识分子。作家如诺曼·梅勒和戈尔·维达尔，学者如爱德华·萨伊德和诺姆·乔姆斯基等。萨伊德和乔姆斯基的立场都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们都非常激进和激烈。作为读者，我认同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但是总觉得可以让人反省的东西不多。
新京报：苏珊·桑塔格是一个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学者对于启蒙观念提出了挑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灿然：我想，启蒙这个观念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行动。任何观念都是可以挑战的，与此同时，就像我上面提到的，真理却屡遭忽视，要一代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不断强调。桑塔格是启蒙式的知识分子，德国的格拉斯也是，他们其实很老土，只不过在重复前人的做法。
新京报：如你所述，汉语的写作陷入了某些困境？从苏珊·桑塔格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
黄灿然：我的确在别处论及汉语写作的困境，但这也是机遇。桑塔格可以给我们启发的，我想我上面所谈，已经涉及到了。就是尽量发挥才智，但别忘了灵魂和良知。桑塔格作为知识分子或公众知识分子的某个榜样，其实我们倒不必越洋去找。鲁迅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或陈寅恪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相对桑塔格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被引介，由于她毕竟是尚健在的，毕竟是当代的，也就使我们多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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