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文学评论家一职，苏珊·桑塔格同样堪当大任。她评议全球性的经典作家，如胡安·鲁尔福、夏目漱石、塞万提斯、布罗茨基以及博尔赫斯，均能发出异样的见解。而透过她的眼睛，我们还能看到更多陌生的、在我们这里并不熟悉的作家群星：巴西的阿西斯、德国的谢巴德、南斯拉夫的丹尼洛·契斯、波兰的扎加耶夫斯基和贡布罗维奇，以及捷克的赫拉巴尔等等。
发掘并推举新锐作家
阿西斯（巴西现实主义作家）
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小说与那种插科打诨的叙事传统一脉相承———健谈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企图赢得读者的欢心———这种传统一直从斯特恩延续到我们这个世纪，比如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罗伯特·瓦尔泽的短篇小说、斯伟沃的《当一个人变老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以及贝克特的大多数作品。我们一次又一次遭遇不同伪装下的东扯西拉、故作深沉、饶舌而古怪的叙述者。
谢巴德（德国作家）
如果读者因《移居国外的人们》而对谢巴德作品的期待同样影响到他们对《眩晕》的接受，那将会是一个遗憾；《眩晕》进一步说明了他那些道德感擢升的游记作品的性质———在执着信念中的历史感；在旅途目的地上的虚构性。旅行使得头脑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地进行联想的游戏；承受记忆的折磨与侵蚀；品尝孤独的滋味。孤独的叙述者的意识是谢巴德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即使当他在做他所擅长的事情时：转述、总结他人的生活经历。
扎加耶夫斯基（波兰著名流亡诗人）
把扎加耶夫斯基称为一个作家实在不甚妥当：一个诗人因为写了必不可少的散文就被剥夺了这个更好听的头衔，显然是不合适的。散文是一种比较啰嗦的文体，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比他的诗作多出了好多篇幅。但在文学经典两分法系统中，诗歌的地位一向要高于散文。诗歌代表文学中最严肃、最能启人心智、最富有激情和最令人仰慕的一个方面。
扎加耶夫斯基的散文集
《另一种美》中的冥想和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敏感而伟大的胸襟。这里虽然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总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挡。罗伯特·瓦尔泽（德国作家）无论在长篇还是短篇散文中，瓦尔泽都是一个微型图画家，传播着反英雄的、有限的、卑微的和渺小的主张———仿佛这是他对冗长作品敏锐感觉的反馈。瓦尔泽的生活阐明了一种抑郁性情的焦躁不安；他对于停滞不动，以及时间的延续方式，怀有一种令人沮丧的迷恋。他形容枯槁，一生中花费很多时间试图将时间变为空间：他的散步。他的作品与性情抑郁者对于无穷尽的可怕幻觉有关：文本中充斥着各种声音———自言自语，相互交谈，说东道西，喋喋不休。举足轻重者被当做一种芝麻绿豆般的事物来救赎，智慧则被视为一种羞涩而勇敢的饶舌健谈。
丹尼洛·契斯（南斯拉夫作家）
丹尼洛·契斯1989年10月15日逝世，享年54岁。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令人扼腕痛心。契斯的文学谱系十分复杂，他本人常常自称是博尔赫斯和舒尔茨之后，这显然过于简单化了。然而把一位见多识广的阿根廷作家和一位封闭的小镇上的波兰犹太人结合在一起是合拍的。很显然，他把与外国作家的关系置于本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界的关系之上，尤为甚者，博尔赫斯博学深邃，舒尔茨长于内心描写，此两人的结合也凸显他的作品的双重性。奇怪的混合对契斯风格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混杂的”文学风格在历史小说《沙漏》和历史题材小说《红木柄小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赋予他恰适的自由。最终，他可以在文学上选择自己的门第。……契斯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
贡布罗维奇（波兰作家）
贡布罗维奇从一开始写作就决定选用一种近乎于“癫狂、愚昧、荒谬”的“荒诞古怪，而又异乎寻常的风格”。也许在他看来，激怒一个人就等于征服了他。我思故我斗。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一心想在华沙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早已成为作家咖啡馆中的谈资，他们津津乐道贡布罗维奇狂妄的鬼脸和姿态。在写作中，他希望呈现给读者的故事也同样狂野。夸张和癫狂，这就是贡布罗维奇不依不饶的叙述产物。他勇敢地着手从自己在阿根廷所遭遇的无依无靠的境遇中挖掘出深刻和解放性的意义。流放考验和拓展了他的写作才能。他对民族主义整个的虔诚和沾沾自喜现象的不满日益加深，使得他成为世界文学领域里的顶尖人物。
罗兰·巴特（法国作家、批评家）
他总是酣畅淋漓地写作，总是专心致志，热切敏锐，而不知疲倦。这种令人吃惊的创造性似乎不仅仅是罗兰·巴特作为思想家和作家杰出能力的一种特性。它似乎具有某种立场和地位———似乎评论话语就必须是这样。“文学就像是含磷的物质”，他在195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里说，“在它就要死去的时候，就会散发出最明亮的光芒。”在罗兰·巴特看来，文学已经是一种死后的事件。他的作品肯定了一种闪烁着狂热光芒的准则，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文化时机的理想：相信自己在数种意义上拥有最后发言权。
发掘并推举新锐作家
胡安·鲁尔福（墨西哥作家）
读着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的开头，就像阅读克莱斯特的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和约瑟夫·罗斯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一样，我们已经知道自己被一位叙述大师掌控在手心。
胡安·鲁尔福的小说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实际上，无论怎么高度评价它在过去四十年中对西班牙语文学所产生的影响都不会过分。《佩德罗·帕拉莫》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名著。回溯往事，这本书的问世似乎是在完成一项历史使命。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极其深远，至今在其他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
作为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关于酗读症的作品，《堂吉诃德》既是对现有文学体制的谴责，也是一种狂想曲般的文学感召。《堂吉诃德》是一本蕴意不可穷尽的书，它的主题囊括了所有一切和虚无。无情、冗长、自我吞噬、反省、嬉戏、不负责任、自我复制、递进增长———塞万提斯的书恰巧是一种辉煌的回环式的文学形象。……周而复始，丝毫不变。因为和其他任何一本书相比，《堂吉诃德》的的确确堪称文学。
布罗茨基（俄罗斯作家、诗人）
布罗茨基的大部分作品，可划入他其中一首诗《给旅行者的忠告》之名下。真正的旅行滋养了精神之旅，它快速同化所知所感、决心不被愚弄、坦率承认脆弱性，并以此来获得特有的奖享。一个人写作，不是要取悦同代人，而是取悦前辈，布罗茨基经常这样宣称。他的确做到了———他的同胞都同意，他是他那个时代惟一继承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的人。
茨维塔耶娃（俄罗斯女诗人）
诗人的散文是激情的自传。茨维塔耶娃的所有散文都是为狂喜辩护；为天才，也即为等级辩护：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诗学。“我们与艺术的整体关系，是对天才的特别重视，”茨维塔耶娃在她那篇令人难以忘怀的散文《把艺术视为良心》中如是说。做一个诗人，即是一种存在，一种高昂的存在状态：茨维塔耶娃谈到她对“那最高的东西”的爱。
她的散文中具有一种跟她的诗歌中同样情感高扬的特质：没有任何现代作家可以使我们如此接近一种崇高的经验。就像茨维塔耶娃指出的：“没有人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但有人两次踏入同一本书吗？”
博尔赫斯（阿根廷著名作家）
我们仍在向你学习，我们仍在模仿你。你向人们提供了新的想像途径。并一再宣称我们受惠于过去，尤其是受惠于文学。你说我们现在和过去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
据《重点所在》一书整理编辑重读兼酷评经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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