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豹子
在我的印象里，作家进入高等学府成为“大新闻”的，是李敖在1993年58岁时，应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邀请，出任东吴大学历史系特任教师。他饱受学生欢迎，其卓尔不群的讲
述风格也得到了学术体制的特别容忍。作家获得了某种快感，然后退回所有讲课费，不取一文，掷鞭而去。李敖是想通过此行检验当局和学术的雅量，率意独行，引人联想。
这几年，内地作家进入高等院校任教却是正在清晰化的潮流。不少作家已经由开设演讲、讲座、个人创作谈的客串讲授身份，逐渐演变为一种教书育人的职业角色。他们仰俯摇曳的身影在黑板留下的印象，却是重叠而颇有意味的。自从大侠金庸出任浙江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以来，后继者众多。在新闻的时效性逐渐蒸发以后，人们逐渐关心的是，作家们灌注在听众耳朵里的滔滔雄辩，还如他们生花妙笔那样具有吸引力吗？更关键的还在于，作家进入学术体制以后，他们还能继续创作么？他们的修为是否达到了学术的要求？
如果从历史源流上着眼，这些疑虑本不需要。姑且不说自古以来写作与教师本来就是一个形象的双面，单就从20世纪初叶以始，大学里教书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大体近似的条件：除了文学创作，还有学术研究能力，能够从事教学，比如鲁迅、徐志摩、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冯至等等，写作与学术是这些作家的“双翼”。也就是说，他们肯定不是因为写作方面的名气，才扫除了进入学术体制的障碍，而在于他们的学术造诣早就具备了登坛说法的能力。以写作拓宽学术的域界，以学术厘定写作的背景，这些令后世敬仰的高才英俊，正在如今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人文领域成为绝响。
尽管如此，作家进入学术体制，却成为很多人议论的焦点。比如，冯骥才受聘天津大学；铁凝、蒋子龙担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派诗人多多进入了海南大学；贾平凹在西北大学担任研究生导师、“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已调入复旦大学；诗人柏桦任教西南交通大学等等，均让我们感觉新鲜。王蒙也于2003年从管华诗校长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加盟中国海洋大学，成为海大文学院院长。许多海大的学生还记得王蒙在受聘大会上说过的一句话：“我不是来海洋大学逛一逛的。”既然如此，以大学为安身立命的所在，意义就不是作秀了。
作家、明星出任教职心态自然不同。冯巩前不久刚成为中戏相声创作、表演大专班的主讲教师，他表示，要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让说相声的也能有张像样儿的文凭，也能受到正规的教育。还有张国立、黄磊、谢晋等很知名的演艺界人士都在“一人分饰二角”。虽然人们都担心他们看上去都很浮躁，很重名利，工作安排等又都没有规律，这样怎么能胜任教师的工作呢？或许，黄磊的话颇能代表“这些高校教师”的心声：“为了教书放弃了片约，因为我在教课，是一个班的带班老师，如果我去拍戏，那些学生怎么办呢？教书会很容易让我有成就感，容易见效。第一天见一个学生是这样，但过几个月就变成另外的，就像我在电影学院十年变成两个人，有种神圣感，不说对社会有贡献吧，起码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先锋小说家马原现任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已在大学任教了4年。他认为，国外很多作家都在大学里任教，所以自己也选择这个路子，主要是自己不大喜欢“专业作家”这个称谓。我相信马原的话是“实话实说”，那么说，他是不是也不喜欢“教授”或者“系主任”等等称呼呢？我不好推测，反正见仁见智罢。
诗人柏桦说得很实在：一是在于喜欢大学的氛围，二是有感于学者与作家的分野现在越来越大。作家的学识、经验的积累方式，自然与学者有些不一样，来自于作家的体验自然会对学生具有书本之外的启发。大学需要两种活力，一种是研究、分析的持续“用力”，另一种是来自于创造的激情。让学生明白一种理论从实际的“还原”和进一步升华，没有经历性、经验性的参与肯定不完善。
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对作家本人的兴趣大于对其作品的兴趣，更大于对他们学术修养的兴趣。作家和诗人在人们眼里像是社会的另类，其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具有波希米亚风格，人们按照想象的模式推导出诸如放浪形骸、无拘无束、奇装异服等等，其实不过是盲人摸象。甚至，一些学者是用一种“体系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家，难免就流露出了学术的傲慢和偏见。比如，王彬彬认为贾平凹学术分量不足，创作与学术不是在“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境地。王的看法并无大错，问题在于，如果让王博士请出几个当代的“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人物来，也许除了他自己外，余者都怕是痴人之论吧。
我认为，当前出现的作家进入学术体制的现状，倒是与西方出现的“驻校作家”现象的兴起暗通款曲。
比如，美国的一些大学为不少作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避风港”。作家进入大学文学系或研究所是一种妥协，因为大学能使他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既依附体制，享受因此而带来的经济收入、社会处境好处，又可以不完全受制于体制的僵硬和死板，还能保留自身的创作印记。但一些西方人士认为，“驻校作家”的出现不免使人们对作家和诗人的形象期待落空，因为普通人本指望看到一个气质特别的诗人或作家，不料却看到了一个多少与自己相似的“拿工资的人”。更主要的是，作家是时代和社会的感应器，当他们是“波希米亚人”，而不是一个“驻校作家”时，他们的写作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一些当代西方作家成为“驻校作家”后，他们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更多地写一种非常关注个人小圈子、能赢得“高级读者”反应的东西。作品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是士兵、渔民、猎人、流浪汉等下层人物，而开始换为大学教授、女学生等。如曾经获得布克奖的英国作家拜厄特，他的《着魔》写的就是大学里高级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活。美国作家菲力普·罗思去年出版的小说《人性的污点》，主人公是一位淡色皮肤的黑人学者；2003年出版的小说《垂死的动物》，主人公又是一位大学老教授，而且这位老年“登徒子”还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与其孙子辈女学生的杯水主义恋情完全是正当的。二是因为缺乏生活而退入历史。大学图书馆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大学里还有历史学家，这就使“驻校作家”中的不少人成了历史小说家，从而导致了具有怀旧色彩的历史小说和历史电影的繁荣。如前不久揭晓的英国布克文学奖，其获奖作品《凯利帮真史》就是历史小说，作者为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现在是美国纽约大学的“驻校作家”。
我想，从“驻校作家”身上，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如果进入到大学体制的作家，开始放弃写作，或者写作能力降低，那么他们的教学能力就必然会得到提高吗？他们感受生活、感受生命的习惯性方式是否会因为环境、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他们在教学方面是否可以排除来自创作方面的苦闷和干扰？他们对教学是否能够如自己对待创作一样忘情地投入？
我想，这些问题，谁也无法预知，而且不大可能总结出规律性的结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作家与大学体制的进一步“磨合”。大学围墙外的世界的确太利益化，围墙里也许会稍稍清净一点。而对于“作家崇拜”已经不再的当下来说，我想，大学也为一些作家如何平静地看待文学和自己，提供了一个省思的机会。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力推大学精神，他认为：“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什么是大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师至少代表着某一学科的巅峰，他要有奠基性、开拓性、前沿性的学术成就，同时要有治学的精神、做人的态度、社会责任感，“经师”和“人师”相结合才堪为大师，他们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但愿在大师的群体里，能够不断出现学者化作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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