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姜小玲）由于媒体披露《收获》杂志今年第四期将刊载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的两大重要章节，因而刊物受到读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昨天，这期《收获》如期出现在本市各家书报亭，读者可以对这部尚未出版已有争议的新作先睹为快。
据称，《借我一生》共有五个部分，而《收获》刊载的童年和文革两个部分共计20万字，是整部作品最精彩的内容。余秋雨给这部作品加上了“记忆文学”的概念，显然是为了
区别纯粹的传记和回忆录。那么，所谓“记忆文学”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个人的记忆对历史的记录究竟有什么意义？记者昨天采访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请他对余秋雨的这部作品作个人的“解读”。
程永新认为，余秋雨的写作很聪明，他第一次打出了“记忆文学”的概念，实质上是区别于自传或者回忆录，这比打着“回忆录”旗号却在文中回避、掩饰、虚构要好；“记忆文学”的提出，也为他人的写作拓展了领域。余秋雨对这部作品的文体和写作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通过作品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命题：真实到底是什么？而这部作品也是他对以前很多人对他提出的种种质疑、责问，作出的一个总的回答。
程永新说，他个人觉得，余秋雨的文章总有精彩的东西在闪现，对具体事件的一些议论也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比如童年部分就写得很精彩，但想象的部分肯定存在。比如写他母亲在村里办了个识字班，有个疯女人也来听课，后来在他家后门窗台上放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作为奖赏。这个细节很美，却类似小说笔法。也许“记忆文学”比自传和回忆录更有弹性，允许作者想象和虚构。而读“文革”这一卷有一个直觉：余秋雨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叙述个人这段经历的。“文革”在每个人的眼中、心里是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有知名度的人，面对那么多的读者摊开自己的经历，肯定有各种潜意识在起作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程永新认为，读者应该用平常心来看这部作品。对文学问题可以讨论，可以开展文学批评；对作品的真实性也可以怀疑，可以说他在粉饰自己，但千万不要太过苛求，也没必要要余秋雨个人承担对那场政治运动的忏悔，这不公平也有失厚道。余秋雨毕竟不是完美的神明。我们还是应该去看作家字里行间过人的智慧和精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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